（三）鲁
    《春秋》为鲁之编年体国史，而《左传》则“内鲁而外诸侯”，说明左氏应当是鲁人。作为鲁之编年体国史的《春秋》，左氏是否亲见虽难于断言，然其所见历代鲁史官之个人笔记实多，此则《左传》本身足以为证。
    如襄公十四年记襄公“使厚成叔吊于卫”，“卫侯在郲，臧纥如齐唁卫侯”；襄公十九年记襄公享晋之六卿，赐服；这些事情皆不见载于《春秋》。再如阳虎的活动，《左传》记之甚详，而《春秋》则完全不载。此类传有经无之鲁事，《左传》中颇多。即以隐公时代为例，如元年费伯城郎，改葬惠公；十年会齐、郑伐宋；十一年会齐、郑伐许，羽父弑公；上述诸事皆《春秋》所无，且皆有清楚之年、月、日。
    除此之外，经简传详之鲁事亦甚多。如《春秋》隐公十年：
    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左传》隐公十年：
    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庚午，郑伯入郜；辛未，归于我。庚辰，郑师入防；辛巳，归于我。
    经言鲁师取郜取防，看了传文，才知道是郑师取郜取防，然后转送给鲁人的。六月庚午郑伯入郜，庚辰郑师入防，《春秋》皆不载，因为《春秋》是正式国史，记事力求简略，只记最后结果，鲁史官之个人笔记则记录了具体经过。
    再如《春秋》昭公二十五年：
    九月己亥，公孙于齐……冬十月戊辰，叔孙婼卒。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九月戊戌，伐季氏……己亥，公孙于齐。冬十月辛酉，昭子齐于其寝，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又如《春秋》哀公十一年：
    五月，公会吴伐齐。甲戌，齐国书帅师及吴战于艾陵。
    《左传》哀公十一年：
    为郊战故，公会吴子伐齐。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甲戌，战于艾陵……大败齐师……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献于公。
    上举诸例，如“归于我”、“以献于公”，等等，都是以鲁史官的口吻记录鲁事，但无论事情的时间和过程都比作为正式国史的《春秋》更为详细具体，是皆足以证明左氏所见历代鲁史官之记事笔记甚多。
    然而，倘若与其他各国比较，则《左传》所记时间及过程具体而又为《春秋》所不载之史事，实以郑、晋两国为最多，鲁则次之。
    至如隐公五年臧僖伯谏公观鱼、桓公二年臧哀伯谏纳郜鼎、文公十八年太史克答文公言、昭公四年申丰对季武子言、昭公五年楚丘对庄叔语、昭公七年孟僖子临终语、昭公十七年郯子答昭子问等等文字，则或史实不符，或文体有异，与上述晋史之取自传说者同，皆应为左氏取自战国时代关于春秋时期鲁事的传闻传说。
    （四）齐
    自鲁隐公直至鲁成公，除有关诸侯盟会者外，《左传》所记齐事的时间多模糊不清。如齐桓为五霸之首，九合诸侯，而左氏记其事迹殊简略。崔述谓“观《传》则晋文霸业盛于齐桓”，确是允当之言（注：《崔东壁遗书·洙泗考信录》，民国古书流通处影印本。）。这说明左氏所直接见到的齐国第一手史料不多，其有关齐事的材料大半取自别国史官的记载和传闻传说，故惟有关乎诸侯盟会之事时间特清，而记齐国内政则时间模糊。
    但是到了鲁襄公、昭公以后，《左传》所记齐事忽然与前迥异，一变而为时间交代极其清楚。如记鲁襄公时期齐师伐莱，齐灵公卒，齐师入纪，齐师伐莒，齐崔、庆之乱，齐高氏之难；记鲁昭公时期齐栾、高之乱，齐燕之盟，齐陈、鲍、栾、高之乱，齐师伐徐，齐师入纪；记鲁哀公时期齐师救晋范氏，陈、鲍、逐国、高，立悼公，陈氏作乱、弑君等等；上述事件皆有具体之年月日，而且重大事件记述过程极细。如记崔、庆之乱，前后历时四年，具体日期凡十数见，主要人物的活动极为详尽系统。在这些取之于实录的材料之间，又掺杂以大量的战国传说，主要为关于晏子的言行和颂扬陈氏功德的故事。
    综上所述可以推测：鲁襄公以前的时代，《左传》关于齐事的记载主要取材于其他各国的史书，以及流行于战国时代的传闻传说。左氏直接看到的齐史官实录是在鲁襄公以后，即于齐灵公、庄公、景公、简公时代任职的齐史官所记的笔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