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左传》中的“君子曰”问题
    在开始论证之前，还需首先解决一个与本文有关的问题，即：《左传》中习见的“君子曰”之类文字，究竟是左氏原文还是后人窜入？
    关于《左传》中的大量解经语和解传语为历代经师所附益，学界已有定论，历代学者及当代徐中舒、赵光贤诸位前辈先生均有不少论述（注：然此中仍有一些尚待进一步厘清的若干问题，容另文探讨。）。然《左传》中习见的“君子曰”之类文字属于何种性质，目前尚有不同看法。如杨向奎先生即认为《左传》之“君子曰”，“文皆无人伪窜之痕迹，则‘君子曰’为《左传》原有，盖无疑问”（注：杨向奎：《绎史斋学术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00页。）。其他一些学者也持同样看法（注：如詹子庆先生《论左传的政治思想倾向》（《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4期）、孙开泰先生《从左传的史学思想看其作者》（《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均持完全相同的观点。）。
    但实际上，《左传》中的不少“君子曰”，有的明显违背传文原意，有的根本就是解经语，故不可能是《左传》原文。这里不妨试举二例。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郑子华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鹬冠。郑伯闻而恶之，使盗诱之。八月，盗杀之于陈、宋之间。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灾也……子臧之服，不称也夫……”
    子臧好聚鹬冠，历代注家多根据这里的“君子曰”所说“服之不衷，身之灾也”、“子臧之服，不称也夫”云云，解释为一种服饰，即子臧喜欢聚鹬鸟的羽毛作为冠饰，其服饰与其身分不符，因而给自己带来了灾祸。果如此，则不过是子臧的个人爱好，郑伯何以“闻而恶之”，甚至到了必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地步？这是明显讲不通的。只有唐人颜师古的解释得其真义，他说：
    按鹬水鸟，天将雨即鸣……古人以其知天时，乃为冠象此鸟之形，使掌天文者冠之。故逸《礼记》曰：“知天文者冠鹬。”……盖子臧是子华之弟，以兄见杀怨而出奔，有白公之志。故与知天文者游聚，有所图议。是以郑伯恐其返国作乱，令人诱杀之。若直以鹬羽饰冠，自为不正之服，何须畏恶而遣人杀之？（注：《匡谬正俗》卷四。）
    这段话讲得极为精辟，无需再做诠释，可惜却被历来治《左传》的学者们所忽视了。可知所谓“好聚鹬冠”，是指喜欢聚集通晓天文占象之人，而并不是指喜欢聚鹬鸟的羽毛作为冠饰。这位发议论的“君子”竟然将之解释为“服之不衷，身之灾也”，“子臧之服，不称也夫”，说明他根本不懂“好聚鹬冠”的真义。如果“君子曰”真是左氏自己发的议论，他怎么会连自己写的东西的意思都不知道呢？
    《左传》中还有一些“君子曰”，其本身就是解经语。例如昭公三十一年《春秋》经：“冬，黑肱以滥来奔。”传：
    冬，邾黑肱以滥来奔。贱而书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贱而必书……故曰：《春秋》之言微而显，婉而辨……”
    此段“君子曰”完全是解《春秋》经所说“冬，黑肱以滥来奔”。其中“贱而必书”，“《春秋》之言微而显，婉而辨”，都是再清楚不过的解经语。如前所说，《左传》中的大量解经语和解传语为历代经师所附益，学界已有定论，故其为解经者借“君子”之口而发的议论，是显而易见的，自然不会是《左传》的原文。
    历代解经的经师不但喜欢借“君子”之口抒发己意，有时还索性假借某位名人之口来大发议论。故《左传》中的“某某曰”一类的话与“君子曰”一样，其中很多也是后人所附益，而非左氏原文。例如桓公二年：
    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为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乎。”
    所谓“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云云，其实古代并没有这种说法。按：仇、雔、雠、逑诸字，古时通用，其义都是“匹”。“雔”字出现最早，商代金文中屡见，其形像两鸟相向。又商周金文中均有“雠”字，其形像两鸟相反，中间为“言”。其义为相应、相对，所以后来训“匹”。《说文》：“仇，雠也”，“雠犹应也”，即是此意。它本来没有什么怨不怨的含义，《诗经》中很多地方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如《周南·兔置》：“赳赳武夫，公侯好仇”，“仇”义为“同伴”，即“匹”之义，指赳赳武夫是公侯的好伙伴。《秦风·无衣》：“与子同仇”，疏：“与子同为仇匹”，亦训仇为匹。所以，“仇”的本义仅仅是指匹、对，并无所谓爱怨喜恶。而且“怨耦曰仇”的说法用在这里，以情理度之即知其谬，因为没有人会以这种含义的字为孩子起名；而以“匹配”之意训“仇”就很好理解了：不过是希望儿子像自己的意思。由“仇”有“对”义，后来才发展为仇敌之仇。故段玉裁言：“仇、雠本皆兼善恶言之，后乃专谓怨为仇矣。”（注：《说文解字注》。）由此可知，师服所谓“怨耦曰仇，古之命也”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师服是西周时人（晋穆公时大夫，约当鲁孝公、惠公之时，在春秋以前），证之《诗经》，西周时“仇”尚无“怨”义，更何况师服所言之“古”？故知所谓“师服曰”云云，必系后人伪托。
    《左传》中还有不少“仲尼曰”，很多也不像是孔子的话，因为它们与孔子的思想明显不合。如昭公二十八年：“仲尼闻魏子之举也，以为义，曰：‘魏子之举也义，其命也终，其长有后于晋国乎！’”又如昭公二十九年：“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这些都很明显是后人为了对应后来发生的三家分晋而编造的预言故事，假孔子之口而发。实际上孔子是从不喜欢预言祸福休咎的。
    还有其他一些与孔子思想不合的议论，前人已有论述，不再重复。总之，这些都是历代解经者自己抒发的议论，与孔子无关。昔儒曾谓左氏“是非谬于圣人”，其实是冤枉了古人。
    当然，我们说《左传》中的“君子曰”、“某某曰”之类文字有些是后代经师发的议论，然并不是说所有这类文字全部都是后人附益，《左传》中有些“君子曰”的确可能是原文所有。关于这个问题，前人及时贤多有阐述。估计在左氏原书中应当就有这种体例，其中有的可能是左氏取自春秋时期史官的著作，有的也许就是左氏自己的议论，类似于《史记》的“太史公曰”。而后代的经师在添加解经语时又沿袭了这种笔法，屡有附益，把他们自己的一些看法借君子或古人之口加了进去。故对《左传》中的这类文字我们应当认真分析，既不可一概认作左氏原文，也不可一概认作后人附益，只能具体文字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