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公二十二年：
    己巳，宋华亥、向宁、华定、华貙、华登、皇奄伤、省臧、士平出奔楚。
    这几段文字当是史官的原始记录。其他有关宋事的文字则多系取自别国史籍，以及后代传闻及转抄之书。
    （八）卫
    《左传》记卫事与记宋事相近，虽篇幅较多，但取自史官原始记录者甚少，有具体时间的记事仅二三件。如襄公二十三年记孙、甯废立：
    二月庚寅，甯喜、右宰谷伐孙氏……辛卯，杀子叔及太子角……甲午，卫侯入。
    昭公二十年记聩辄父子争国：
    （六月）丙辰，卫侯在平寿……丁巳晦，公入，与北宫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国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师圃、子玉霄、子高鲂出奔晋。闰月戊辰，杀宣姜。
    此外其他记载多时间模糊。故左氏所见有关卫事的材料，原始实录亦只是零星片断，大部分当系后代传说及转抄之书。
    除此之外，《左传》记吴越事篇幅甚少，而有具体月日者尤少。惟记吴师伐楚入郢及越师入吴等数事时间清楚。
    《左传》记秦事的篇幅略与吴越等，而有具体年月日者则几于无有。其余陈、蔡诸小国皆大致如此。此诸国之事率与宋、卫同，都是至多只有零星史料系采自实录，其大部分则采自别国史书或后代传闻。
    综上所述，可知《左传》取自春秋时期史官笔记材料中之最多最全者，当属郑、晋、鲁三国，而郑、晋实居首位。其余各国之取自实录者，只有片段材料或零星记载。而这些片段材料和零星记载的内容，又多为记录内部祸乱争斗之事。
    四、《左传》成书年代考
    了解了《左传》取材于春秋时期各国史官笔记材料多寡的具体情况，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分析《左传》的成书年代。
    以往研究《左传》成书年代的学者，主要都是依据书中的预言。但我在《论左传预言》中已经论证：《左传》中的预言来源不一，并非成于一时，有左氏取自史书，有左氏自造，也有后人窜入。所以，单纯依靠预言来判定《左传》的成书年代，并不可靠。因为，我们固然可以根据《左传》中不验的预言来判定其成书年代的下限，却不能依据已验的预言来判定其成书年代的上限。例如《左传》中有“郑其先亡”的预言，这个预言是应验了的。但这一预言究竟是出于左氏自造还是后人附益？就很难判断。所以，仅仅依据预言来判定《左传》的成书年代，其证据尚不够充分。
    又有的学者根据《左传》所记史实的下限来判定《左传》的成书年代。但这样做也存在问题，因为往往对同一条材料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而理解不同结论也就不同。例如《左传》最后写到韩、赵、魏灭知氏，有学者就据此断定《左传》的成书必在三家灭知以后，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段文字系后人所加。再如《左传》中称楚“惠王”的地方有三处，其中两处见于“君子曰”，一处见于叙述文字。有学者就认为《左传》必成书于楚惠王去世称谥以后，但也有学者认为“惠”字是后人窜入。两种不同的理解，就得出两种不同的结论。究竟哪种理解才是正确的？单凭这些孤立的文字便很难断定。
    我认为：要判定《左传》的最初成书年代，最好不要单凭一两处孤立的文字--因为孤证往往是脆弱的；而首先应该着眼于那些大量存在的文字，看看这些大量的材料说明了什么。
    我在《左传材料来源考》中曾经论证：春秋时期以前，著在史官，《左传》昭公二年记载韩宣子聘鲁，观鲁《春秋》于太史，可知在当时，《春秋》是由太史掌管的秘藏史书。它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大事档案，是由历代任职太史妥善保管的。所以，除非出现了特殊的异常情况，这些国家大事档案（亦即国史）决不会被公之于众。
    那么，在什么样的特殊情况下这种国家档案才会改变其秘藏的性质，公开流传到民间和其他国家，乃至成为私人著述里的材料呢？可以想见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一是国家灭亡。一个国家灭亡之后，作为这个国家典籍之一部分的史书，也就自然不再具备过去那种机密而被尊崇的地位，而成为一种人尽可观的公开书籍。
    二是国家内部发生不同贵族集团间的激烈斗争。斗争失败了的一方或逃往他国，或藏匿民间。如果这失败的一方之中有当时任职的史官，而这个史官在逃亡时又带走了一部分自己的乃至前任史官的笔记材料，那么随着这一史官的逃亡，记叙这一时期内事实的史书也就自然流散到了其他国家乃至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