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像上面所举王子朝之乱等类记事，叙述十分详细，改编者割裂起来没有困难。但《左传》中还有一类记事，叙事紧凑，一气呵成，改编者很难割裂，只好保持原貌。例如《左传》文公七年：
    士会在秦三年，不见士伯。其人曰：“能亡人于国，不能见于此，焉用之？”士季曰：“吾与之同罪，非义之也，将何见焉？”及归，遂不见。
    按：士会归晋在文公十三年，是六年以后的事。
    《左传》闵公二年：
    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卫文公季年，依杜预注为鲁僖公二十五年，亦即二十五年以后的事。
    《左传》襄公十四年：
    齐人以郲寄卫侯，及其复也，以郲粮归。
    卫献公返国复位，是十二年以后的事。
    《左传》文公十一年：
    晋之灭潞也，获侨如之弟焚如。齐襄公（注：据《史记·鲁世家》，“齐襄”应是“齐惠”之误。）之二年，鄋瞒伐齐，齐王子成父获其弟荣如，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门；卫人获其季弟简如；鄋瞒由是遂亡。
    晋之灭潞在鲁宣公十五年，距此二十二年。齐惠公二年当鲁宣公二年，距此九年。
    上举数例，皆无法按年编排。如第一例，显然不能单单抽出“及归，遂不见”放在六年后的文公十三年，那样必使人不知所云。同样，第二例也无法仅仅把“季年，乃三百乘”放到二十五年后的僖公二十五年。所以在这样的地方，改编者只好保持原貌。
    过去的注释家为了弥合经传的歧异，把这类现象解释为“后经以终义”、“传终言之”，诸如此类。这些解释都是错误的。其实，所谓“后经以终义”之类的传文，很多是由于一气呵成致使改编者无法割裂而不得不保留原貌的文字。从这些幸存的“探后言之”的文字来看，《左传》在成书之初显然是纪事本末体。
    （三）《春秋》记事自隐公元年始，至哀公十六年止。《左传》由于本来不是解《春秋》的书，所以其记事并不与《春秋》同始终。其中有些记事的年代远在鲁隐公之前。对于这些《春秋》以前的史事，改编者无法依年附经，只好将它们完整地插入到与之有关联的记载中去。所以，在这些早于《春秋》的记事之中，往往就保留了《左传》原有的文字体裁。例如《左传》桓公二年：
    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惠之三十年，晋潘父弑昭侯而纳桓叔，不克，晋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庄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
    这是十分典型的纪事本末体，它恰好向我们展示了《左传》的原貌。历代注家把这些现象说成是“先经以始事”，同样是错误的。
    再如今本《左传》编到哀公二十七年，但记事却有“悼之四年，晋荀瑶帅师围郑”等等文字，往下更言及三家灭知。如果《左传》本来是编年体，决不会出现这种纰漏。学者对此作过种种猜测，其实都不相干。很显然，这本来是叙述晋国内部斗争的记事，应该与哀公二十三年所记智伯之事前后相连。由于在《左传》原书里这件记事的年代最晚，而《左传》本来是纪事体，所记之事并不一定每年都有，从哀公二十七年以后到悼公四年之间，除了此事之外就是一片空白，故无法继续按年编写；改编者无奈，只好把它附在最后一年的哀公二十七年里。这也说明《左传》本来是纪事体。
    （四）如前所述，《左传》中的解经语系后人所加，这已成为学界共识。但《左传》中有些年份的文字，却完全是由解经语凑成的。例如《左传》庄公元年到庄公三年，就全部是由解经语凑成。《左传》庄公二年仅有一条文字：“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书，奸也。”这是解《春秋》庄公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左传》庄公元年和《左传》庄公三年虽各有数条文字，但也全部都是解经语。很显然，在《左氏》原书里，庄公元年到庄公三年本来是没有任何记事的。改编者为了分传附经，硬凑出几条解经语来，填入那些空白的年份，以使经传年代相符。其他如《左传》庄公五年、庄公七年、庄公二十一年、定公十二年等，都是由改编者用解经语硬凑出来的。
    以上四点中除第一点外，其余三点都是笔者个人的分析。根据以上几点，可以肯定《左传》原书本来是纪事体。而了解了这一点，许多长期以来争议不休的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例如《春秋》记事到哀公十六年，《左传》编年则到哀公二十七年。为什么《左传》比《春秋》多十一年？千百年来学者们聚讼不已。现在我们知道《左氏》原书不但不解经，而且本来就不是编年体，则答案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