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这种情况：一次内乱之后，甲国的贵族逃往乙国，乙国史官根据逃亡的甲国贵族的讲述而记下了甲国内乱的情况；后来乙国灭亡了，随着乙国的史书之成为公开，关于甲国这次内乱的情况也就被公之于世了。
    三是公室失权。公室失权之后，政在家门。原来为公室服务的史官，或转为各家卿大夫服务，或投奔他国，或沦为平民改谋其他职业。随着这些史官的散走，由他们所保管的历代史籍亦随之而散失。以上是一个国家的史书有可能由秘藏变为公开的可以想见的几种情况。根据这一分析，再结合第一节的论述，可知《左传》成书之最早年代，必在公元前375年郑国灭亡之后。因为左氏所见各国史书以郑国为最多最全，自郑庄公至郑声公，皆叙事详实而时间清楚。能够看到这样完整的郑国历代史官实录，除非左氏本人就是郑国史官--而这一点毫无根据，否则只能是在郑国灭亡之后。
    郑亡的同时，晋亦丧于韩、赵、魏三家，鲁则早已鄙如小侯。《左传》中取诸史书的材料之所以以郑、晋、魏三国为最多，原因就在于此。
    齐自灵公、庄公以来，内乱频仍，如高氏之难，崔氏之乱，陈、鲍、栾、高之乱，等等；斗争非常激烈，牵涉面很广，失败的贵族多逃奔晋、鲁诸国。随着晋、鲁等国的史书之流散公开，有关齐国这些内乱的情况也就大白于天下了。特别是在齐悼公（当鲁哀公之时）以后，陈氏得政，忠于姜齐的贵族纷纷逃亡，如国夏、高张、弦施、邴意兹等奔鲁，东郭贾奔魏，高无k1o109.jpg奔北燕，等等。这些逃亡的贵族之中，很可能就有忠于姜氏的史官。《左传》记齐事惟自襄昭以后时间特清，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此外，有关楚事的材料，凡属实录者多取自郑史书。其他诸国记事之中凡属叙事详实而时间清楚的原始记录，如周王子朝之乱，宋华、向之乱，卫孙、甯废立等等，则或是取自逃亡史官的实录，或是由接纳国的史官根据逃亡贵族的叙述而做的记录。
    由此可知，《左传》于各国记事之篇幅多少及史料取材之详略，皆非偶然，乃是由左氏所见到的各国史书材料之多寡而决定的，而与国家之大小及重要与否无关。如郑虽是小国，但《左传》记郑事篇幅颇多，原因就在于左氏所见郑国史书最多最全。而秦虽是大国，但《左传》记秦事却篇幅甚少，而取之秦史者则几于无有。其原因就在于秦僻处西方，又不曾一度亡国或公室失权，也很少发生贵族外逃的事，故秦国的历代史书，左氏是不大可能看到的。惟昭公元年秦后子出奔晋，《左传》有具体时间，这显然是采自晋史。
    根据以上分析，《左传》成书于郑亡以后的结论，应该是可信的，否则左氏便无由看到如此之多而全的郑国史官材料。郑亡于公元前375年，这说明《左传》的成书年代不可能早于此年，这是《左传》成书年代的上限。
    至于《左传》成书年代的下限，我们可以根据那些最早的不验预言得出（注：所谓《左传》中的不验预言，实际都是有时限的应验，详拙文《论左传预言》。）。例如《左传》中有“秦之不复东征”的预言，这一预言所依据的史实当是秦在战国初期的落后。然自秦献公起，秦已经开始扭转颓势走出低谷，公元前364年秦大败魏，斩首六万，天子贺；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卫人公孙鞅西向入秦佐孝公，锐意革新；公元前360年天子致胙于秦。作预言者如果看到这些事，断不至于下此结论。这是《左传》不验预言中之年代最早者。无论这条预言是左氏自造还是后人附益，总之在公元前360年《左传》必已成书，否则它便不会被放入《左传》。再如关于岁星的预言，共五条，日本学者新城新藏已证明其皆作于公元前365年或稍后几年（注：详氏著《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中“由岁星之纪事论《左传》《国语》之著作年代及干支纪年法之发达”和“再论《左传》之著作年代”两编，沈璇译，中华学艺社1933年版。他指出《左传》中的岁星纪事并非实际的天象观测，而是后代占星家以公元前365年所观测到的天象为标准的元始年，用无超辰法推步嵌入的。这一论证向为学界所信服，然仔细推敲则其中不无疑窦。盖襄公二十八年所记梓慎之言“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稗灶言“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襄公三十年所记“岁在娵訾之口”；至昭公八年所记“岁在析木之津”；恰恰记载了岁星由越出本位到完全超越一辰的进行性变化的情况，极有意思。究竟是何种原因造成这一现象，值得深入研究。容另文探讨。）。这两条证据互相吻合，说明《左传》成书之最晚年代，不得迟于公元前360年，这是它成书年代的下限。故《左传》的成书年代应在公元前375至公元前360年之间。
    五、关于《左传》原书的体裁
    今本《左传》是编年体。但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左传》在成书之初原为纪事本末体（注：此处所言纪事本末体，意指将一件件事情首尾始末完整叙述的体裁，不是史学史上所说的严格意义的纪事本末体史书。或叫史事汇编，亦可。），以后经过后人改编，才变为分年附于《春秋》的编年体，成为后人所谓的“《春秋》三传”之一。这一点前辈学者已经指出，但具体的演变过程尚论述得不够充分，值得进一步论证。下面谨就此问题再作阐发。
    我们说《左传》在成书之初原为纪事本末体，主要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今本《左传》里有很多记事，其经后人割裂的痕迹十分明显。如卫献公出奔及复位，周王子朝之乱，宋华、向之乱，齐崔、庆之乱，楚灭江汉诸小国，等等，本来都是独立的记事，改编者为使经传相符，采用依年附经的办法把它们割裂成许多段；而只要我们把这些分裂的段落连接在一起，就构成了一篇篇完整的叙事。从这些人为割裂的痕迹里，可以看出《左传》在成书之初原为纪事本末体。这一点前辈学者已有论述，不再多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