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左传》的改编过程
    《左传》原书本来是纪事体，经后代经师改编为编年体。但是改编后的《左传》最初并不是立即依年附经，与《春秋》合为一部；而是经自经，传自传。这一点很容易证明，因为今本《左传》很多年份的文字都是上下连读、前后衔接的。明显者如庄公二十三年末：“秋，丹桓公之楹”，与庄公二十四年起始的“春，刻其桷，皆非礼也”为一事，此由“皆”字即可确知。“皆非礼也”为典型的解经语，故知经师改编为编年体之后的《左传》最初并不是立即依年附经，与《春秋》合为一部；而是经自经，传自传。
    再如《左传》庄公十九年，起首即言“十九年春，楚子御之”，令人莫名其妙；却原来是接庄公十八年末的传文“冬，巴人因之以伐楚”而言。
    类似例子极多，不胜枚举。这些足以证明改编后的《左传》最初是自成一体，并没有按年附于《春秋》之后。
    《左传》由最初的纪事体经后代经师之手改编为编年体，这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虽然确切的年代很难断定，但总之应该是在战国末叶以前。《左传》文公元年记秦伯复使孟明为政，文公五年记晋四卿卒，对照《史记》年表，皆足证司马迁所见之《左传》已经是编年体。这一点前人已有论述，此不赘言（注：详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司马迁是汉武时人，若《左传》系文、景之时改编，他决不可能不知道。而秦则焚书坑儒，决非学者著述之时。故知《左传》由纪事本末体改编为编年体，必成于战国末叶以前。
    至于我们今天所见依年附于《春秋》、与经文合为一部的《左传》，根据杜预作《春秋序》所言“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显然这是由晋杜预最后完成的。
    综上所述，可知《左传》在编纂上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一）战国前期鲁人左氏所作纪事本末体史事汇编，这是《左传》的原貌。（二）由后代经师改编为编年体，用它来解释《春秋》。这一过程大约是在战国中后期进行的，至迟在战国末叶之前必已完成。（三）晋杜预将《左传》依年附于《春秋》，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传合集的形式。具体经过大致如下。
    春秋以前（包括整个春秋时期），史学并无私家著述，从事史学著作的只有作为王官之学的史官。孔子是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虽授徒讲学，有弟子三千，但仍然遵从旧的传统，述而不作。春秋时人喜欢言诗--此即孔子所谓“不学诗，无以言”，可见当时人对于诗的重视；但除了卜史之外却很少有人评论史事，这与史书由史官垄断应该是有很大关系的。《论语》中多处记载孔子言《诗》，言《书》，言《易》，却绝无一字言及《春秋》，这正说明孔子本人没有看过《春秋》。学者以《论语》记孔子言“吾犹及史之阙文”，故多认为孔子看过《春秋》（注：关于如何理解孔子这句话，以及“孔子笔削《春秋》”的传说的产生过程，笔者在《孔子不修春秋辨》中已做了解释，有兴趣者可参看。）。但《春秋》为二百多年的鲁国正史，决非零星片断之“阙文”；虽有文字上的错讹缺衍，然大致是完整的。孔子言仅见“史之缺文”，恰好说明他没有看过系统的《春秋》。孔子之世，西周典籍已亡佚，东周经王子朝之乱，史籍及王官亦多有散失（注：《论语·微子》：“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夫子所言，盖指此欤？
    到了战国初期，郑、晋、鲁诸国的史官先后散走，大量秘藏的史书史料流失在民间，遂使编纂一本多国的综合史书成为可能。左氏本人是否史官虽难断言，但他至少一定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研究家。他搜集了散失在民间的各国史书，又尽可能地参阅了其他各种可以见到的书籍典策，然后从中捃摭出自己认为有价值的材料（注：左氏选取史料是有一定原则的，即根据儒家的标准决定取舍，旗帜非常鲜明。此问题与本文论述的主旨无关，容另作专文探讨。），再加上流传于当时的有关春秋史事的各类传闻传说，把它们分门别类归纳在一起，采用纪事体的形式，整理编辑成一部内容丰富的史事汇编，这就是最初的《左传》。
    春秋时人好言诗，而战国时人则好论史（注：周人以诗作为联络宗族感情的一种手段，故每于社交场合引诗唱答。至战国，群雄纷争，王者之迹灭，诗也就衰落了。战国时人喜欢议论前代史事，以三代兴亡评论讽喻时事得失，故诸子书中多引古喻今之论。）。大约在《左传》成书之后不久，鲁国的编年体国史《春秋》也开始成为孔门后学的讲习课程之一，并逐渐造出了曾经孔子笔削的神话，以提高其地位。但《春秋》叙事过于简略，且史官记事自有其历代相传的一套体例书法，故一般人不易理解。由于《左传》内容丰富，叙事详实，经师们就用它来解释《春秋》中的史事，犹如今日之“辅导材料”。同时又对《春秋》的体例书法作一些必要的解释。最初这些解释是加在《左传》中的有关记事里的。例如《春秋》书“郑伯克段于鄢”，经师们就把“段不弟，故不言弟”等解释书法的话与《左传》中有关郑伯克段的记载放在一起。而随着逐年的讲解，这类解释的话也就越来越多。由于《左传》的体裁是纪事体，查找起来很不方便，以后经师们就索性按照《春秋》的体裁，将《左传》改编为按年编排的编年体。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改动：在此之前，《左传》不过是经师们用以讲授《春秋》的讲义；而在此之后，《左传》就逐渐被人们看作是解“经”之“传”，其本来面目则慢慢不为人所知。到了战国晚年，“孔子笔削《春秋》”的神话早已被视为确有其事，而《左传》也被说成是与孔子同时且“亲受教于夫子”的“鲁君子左丘明”所作，其“圣经贤传”的地位更加巩固。到了这时，连解经者本身也已不清楚它的本来面目了。而在整个这段时期，解经语、解传语乃至“解解传语”，以及其他一些文字（如关于周、卫的预言），一直在不断地加进去，但总的来讲越往后加得越少，至秦汉以后，《左传》的面目就基本固定了，连解经解传语也很少再添加（注：然有一点需要提及，即西汉末年刘向可能在具体文字上对《左传》做过某些改动。章炳麟曾著《刘子政左氏说》专门讲论这个问题。他举《说苑》、《新序》、《列女传》中所引《左传》凡数十条，文字皆与今本《左传》略有小异。如襄公三十一年“美秀而文”，《说苑·政理篇》作“善决而文”。章氏以为“善决”是西汉古文，而今本《左传》之“美秀”乃经刘向改易者也。章氏是反对康有为、刘逢禄所谓“刘歆伪造说”的，曾作《春秋左传读叙录》，对刘逢禄的议论逐条驳斥。这本《刘子政左氏说》纯以事实为据，是有道理的。）。到了晋代，又经杜预将经传索性合为一体。此后，除了在历代传抄刻写过程中发生的错讹缺衍以外，大致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这个样子。
    七、结语
    连同此篇，近十年来笔者先后发表了四篇关于《左传》的论文，主要探讨《左传》的材料来源与成书过程。作为反映春秋时代历史的最重要文献，《左传》虽经千百年研究，其中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仍有很多。如后人附益的各种成分问题、岁星问题、若干疑难词语的释读和理解问题等等，都有再作探讨的必要。此外，1995年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第13卷第1期曾发表张光远先生对于山西出土的子犯（即辅佐晋文公复国及图霸的晋卿狐偃，亦称舅犯或咎犯）编钟的铭文，当时曾引起热烈讨论，其中记载的有关史事日期与《左传》的记载有异，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再者，近年来新发现的战国材料极多，然至今尚未见《左传》出土，其蕴含的意义亦耐人寻味。凡此，皆有待于学界的进一步研究。期望在志同道合者的努力下，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