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陈寅恪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公开印行，学界企盼已久的“义宁遗书”，总算正式问世了。俞平伯先生为此写了一首题词，文曰：“覃思妙想，希踪古贤。博识宏文，嘉惠来学。名山事业，流水人琴。”俞、陈二人相差十岁，但缔交甚早，相知甚深。题词开宗明义，突出“覃思妙想”四字，可谓一语中的，点出了陈寅恪史学的魅力所在。
        从《文集》中，可以见到寅恪先生多次提及“深思”、“精思”，乃至“神游冥想”之类的治学要诀，说明他非常重视史与思的关系。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无论是述论、笺证还是考释，寅恪先生都有非同凡响的独特思路，因而取得“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语出《与妹书》）的成效。下面试举数例，以明其“发覆”之功。
        一、《桃花源记旁证》对陶渊明那篇传诵百代的名文，提出一个别开生面的两面观。指出此记是寓意之文，也是纪实之文。其中纪实部分，取自北方弘农、上洛一带的坞壁生活。这样，便从历史深处挖出了一个“真”桃源：“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陵，而不在南方之武陵。”从西晋末世避乱求存的具体形式来看，筑坞壁较之辟桃源，显然是更真实和更普遍的。寅恪先生还在文中谈及自己这个“新解”较之“古今论辨此记之诸家专向桃源地志中讨生活者聊胜一筹”，其思辨和论证的程序是：“要在分别寓意与纪实二者，使之不相混淆。然后钩索旧籍，取当日时事及年月地理之记载，逐一证实之。”这无异是现身说法，具体而微地阐释了史与思的关系如何在“读书得间”中展开。
        二、《读莺莺传》为后人提供了一个从小说发现历史的卓越范例。元稹的《莺莺传》，因传中张生所赋及元稹所续的那首“会真诗”，又被称为《会真记》。对“会真”一词的释义，寅恪先生是逐层剥离的。第一层，从道家著述中求得“真字即与仙字同义”，因而，“会真”即遇仙或游仙之意，便可想而知了。第二层，自六朝至唐代，原为宗教术语的“会真”获得新的社会意义：“六朝人以侈谈仙女社兰香萼绿华三世缘，流传至于唐代，仙（女性）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更有以之目倡伎者。”剥到最后一层，《会真记》中所会之“真”，也就原形毕露了。在列举了唐代洪州进士施肩吾的《及第后夜访月仙子》、《赠仙子》二诗及孙棨《北里志》和韩偓《香奁集》之后，一个石破天惊的论断便接踵而来了：这位被贵族化的“仙子”，虽小姐而非“千金”，与唐代名妓霍小玉同类，应属社会地位低下的寒门弱女，只不过在小说里披着荣华的伪装罢了。张生敢于对莺莺“始乱终弃”，其社会根源就在于此。透过蒲州普救寺的风流韵事，寅恪先生为世人展示了一部唐代中期的士习民风史，成了他治史“精思”的宏文之一。
        三、《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也同样是耐人寻味的。前人研究唐代兵制，均以府兵为主要对象，对蕃将的重要性并未足够重现。寅恪先生不仅指出府兵废弛与蕃将兴起的关系，而且觉察到太宗朝与玄宗朝所用蕃将有上层、下层之分：前者任用部落酋长，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后者任用寒族胡人，如安禄山等。正因为这样，出身“牧羊小丑”的安禄山，才有可能在八世纪中期兴风作浪。
        由上面列举的几个例子，似乎可以看出寅恪先生的“发覆”，植根于深刻的反思，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发现。他读“破”了世人皆可得而见之的典籍，如《通鉴》和新、旧《唐书》之类，完全不靠孤本秘笈，就能化腐为奇，举重若轻地把历史事物从潜在的状态导向现实的状态，从在场的东西引出不在场的东西。这种奇妙的境界，不能说是史从思出，而是学者的精思复活了死去的历史。
        如果说，陈寅恪史学的魅力就在一个“思”字，那也只是知其然而已。至其所以然之故，尤其值得深入探讨。按个人浅见，陈寅恪的历史思维兼有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特点，他的重要论著，可以说是史识、哲思和诗情的统一，尽管外观古色古香。这样的火候，究竟怎样修炼而成？我还找不出完满的答案。不过，他那“精思”的路数，似乎还是有迹可寻的：
        第一，由表入里，层层推进历史认识，达到剥蕉至心之效。唐德宗时代李怀光之叛，表面上扑朔迷离，令人不解为何“以赴难之功臣，忽变成通贼之叛将？”怀光与卢杞的个人恩怨，并非根本原因，决定事变的是李晟统领的神策军与李怀光统领的朔方军待遇悬殊，军饷不均。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寅恪先生揭示出兵变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两者禀赐之额既相差若此，复同经咸阳一隅之地，同战朱泚一党之人，而望别一系统之军队共士卒不以是而不平，其将领不因之而叛变，岂不难哉！岂不难哉！”（见《论李怀光之叛》）
        第二，以小见大，犹如牵线头接网络，从单一事实追寻到发展趋势。其显著例证，就是从李栖筠一家自河北迁洛阳，觉察到唐代中期的社会变迁。安史乱前，山东士族的老巢河北地区，已渐成胡化藩镇。李氏家族不得不舍弃累世产业，迁居异地。为谋生计，其子孙吉甫、德裕两代，被迫改弦易辙，只得通过进士科来谋取体面的出身。寅恪先生从这个家庭的命运，追寻到新兴士族与世家旧族的盛衰，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即他所说的“中古政治社会上之大事变”：“夫李氏为豪纵之强宗，栖筠又是才智不群之人，自不能屈就其他凡庸仕进之途径，如明经科之类，因此不得不举进士科。举进士科，则与其他高宗武则天后新兴之士大夫阶级利益冲突。此山东旧族之李党所以与新兴词科进士阶级之牛党不能并存共立之主因。然非河北士族由胡族之侵入，失其累世之根据地，亦不致此。”（见《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