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史外寻史。这不仅是一个史料问题，尤其是一个眼界问题。韩愈那篇《送董召南游河北序》，本来是一篇反复叮咛“董生勉乎哉！”的赠序，谁也没有将它当作历史文献。寅恪先生却独具慧眼，从中挖掘出仕途失意者的社会心理，从而“阐明长安集团与河北集团政治文化对立之形势”。（见《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像他这样治史，堪称出神入化了。
        以上几个例子，尽管在转述中已被简化，但仍足以说明寅恪先生那种深达幽微的历史分析，有多么高的智慧含量。这固然由于他博闻强记，掌握直接、间接有关的历史资料，但更重要的是博学加精思，也即他的治学之道有常人所无的思维力度。可以这样说，“义宁之学”并非记诵文学，而是解释之学。从历史上看，多想出智慧，确实是精神生产的重要历史经验。太史公如果不勤于“思”，《史记》就会有“记”无“史”，他标举的“通古今之变”也只能是空话一句而已。风靡20世纪学坛的西方两大史学巨擘，也无例外地以“思”见长。法国的布罗代尔能够从历史时间中发现快慢节奏，英国的汤因比能够打破国别而以文明类型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都是由于历史智慧才大放异采。所谓“史学危机”云云，无非是历史思维陷入困境引发的贫血症，绝不是外力摧抑所致。
        多少年来，人们往往被寅恪先生的记忆力所震惊，其实，他的想象力才真正是出类拔萃的。正如克罗齐所说：“没有这种想象性的重建或综合，是无法去写历史或读历史或理解历史的。”可惜，在近年所谓“陈寅恪热”中，话题的焦点集中在他所倡导的“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方面，对“覃思妙想”的学术风格，则似乎视而不见，未免令人遗憾。事实上，寅恪先生主张独立于“俗谛”之外，完全是一种理性的呼声，为的是通过深思妙悟去求“真谛”，与朝市的纷纷扰扰毫不相干。如果不排除这个把学人非学人化的盲点，“走近陈寅恪”的愿望，恐怕是难以实现的。借用诗人元好问的话来说，倘若“真书不入今人眼”，就难免“儿辈从教鬼画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