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大钊对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批判性回应，如下三点值得我们注意：
        （1）李大钊把广义文化规定为历史科学的对象，固然可以看作是受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影响，但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史学科学化的潮流所致。事实上，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化、科学化首先就表现为突破传统封建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政治史为主干的狭隘格局，把记载和研究的范围扩展至智力、产业、工艺、美术、学术、宗教、风俗、教育、交通等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而这也是西方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移时所走过的相同道路。
        （2）李大钊肯定了李凯尔特关于历史是对一次性的、个别的历史事件的叙述的看法，但强调应补充以对历史过程中普遍的因果联系即历史规律的追求，这显然是缘于唯物史观的影响。如他认为，“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而其原因就在于唯物史观主张“以社会变迁为历史学的对面问题，以于其间发见因果法则为此学目的”（注：《李大钊文集》，第347页。）。另一方面，这也与中国近代社会所面临的时代问题有关。为了解决“古今中西”之争，正确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难题，人们需要通过诉诸历史的必然性来有效地进行社会改造，而历史研究则能满足人们寻找和确证这样一种历史规律的愿望。可以说，包括李大钊在内的近代中国人，对于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的接受在某种意义上都源于如上的实践政治意图。
        （3）在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上，李大钊和李凯尔特均强调历史的重作，但就历史研究中的理论与经验之辨而言，两人又有着相异的看法。李凯尔特承认理论的价值联系作为选择原则或“预先判断”（prepossession）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从而部分地肯定了理论向历史事实的渗透，但他认为个别化的方法无须承诺对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的追求，因而又否定了历史事实向历史理论的过渡。李大钊则持一种较为辩证的态度，似乎已经注意到历史理论和历史事实之间的“解释学的循环”（hermeneutic circle）：历史理论的建立和论证有赖于历史事实，历史事实的整理、说明和理解又必须借助于理论（包括历史理论），历史研究展开为一个理论与经验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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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简要回顾李大钊对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回应之后，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关于历史科学的自律性（autonomy）问题。李凯尔特在试图统一科学分类的质料原则和形式原则的同时，似乎更青睐于后者，即以理论的价值联系为选择原则的个别化方法，使历史科学获得了独立于自然科学的平等地位。不过，李大钊给了我们一些新的启发。与把历史科学的对象规定为广义的文化相一致，李大钊认为传统史学近代化的一个重要侧面是历史学自身的分化（differentiation）：历史科学的系统至少可以区分为“记述历史”和“历史理论”两大类型，并且从中可划分出更多的具体学科（subdisciplines）。这些文化出来的次级历史科学（如叙事史学、考古学、文献学等），不仅各自处理的具体对象不同，而且彼此之间的认识目的也不同；它们不仅很难有相异于自然科学的共同方法，而且对自然科学方法的移植在某种程度上正构成了它们自我发展的一种主要形式。这一事实提醒我们：不要寄希望于通过发现一种其实是抽象的、非历史的、本质主义的方法来捍卫历史科学的自律性。如果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说不同的次级历史科学之所以还能被称为“历史科学”，仅仅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即它们所处理的都是属于广义文化领域中的对象。当然，不应由此得出如下的结论：没有必要对存在于部分次级历史科学中的某些方法论问题（如叙事、意义理解、历史现象的因果说明等）进行哲学的分析。
        （2）与历史科学自身的分化相应，其认识目的必然具有一种多元化的特点。与李凯尔特局限于对一次性的个别的历史事件的叙述不同，李大钊统一描述事实和确实法则的努力，在不同程度上触及到了这种认识目的的多元化。正像康德所说的，形而上学是理性的一种自然趋向，即人的理性总是不满足于经验知识而要去追求绝对的、无条件的、无所不包的统一性，因此历史科学在叙述一次性的个别的历史事件的同时，不应排斥对历史过程统一性或普遍历史规律的追求，二者毋宁说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历史科学除了像自然科学一样进行实证研究（收集材料、整理材料、进行说明和从事预见）之外，还应该履行它所特有的历史理解和意识形态批判这两大功能。换言之，历史科学所关注的不仅是过去实际怎样，而且是现在和将来应当怎样，而后者总是关联着对于人化世界即文化的解释、规定和评价。
        （3）在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上，李凯尔特和李大钊都注意到了解释学所谓的“前理解”（vorverstandnis）对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制约。一般认识的历史性使我们不可能获得超越于时间、传统、共同体的绝对的认识客观性，但不能由此而放弃对历史认识客观性的承诺。如果把交往合理性（communicativerationality）的观念引进历史科学，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就有可能得到一种合理的解决。
        （4）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the analytical or cri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而李大钊的回应也展开于历史科学方法论的层面上。可以说，前者的传入直接导致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向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转移。不过，就李大钊而言，他对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问题的若干原创性思考还仅仅是原则性的，许多结论还缺乏充分的论证（如历史认识的目的在于描写事实与确实法则的统一、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及其与客观性的关系等），一些重要的问题尚未进入他们的视野（如自然现象的因果说明与历史现象的因果说明的异同、对历史现象进行意义理解的机制、历史认识中因果说明与意义理解的关系等）。对上述问题给出我们自己的回答，既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当代中国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无疑是一项极有意义且富于挑战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