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不同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生成背景，决定了它具有不同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特殊内涵与特征。郑大华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内容是由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决定的。中国近代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民族独立，二是社会进步，即所谓“近代化进程”。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相依相存，民族独立是实现社会进步的保障，而社会进步又有利于民族独立的实现。史革新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特征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反对目标的双重性；与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有机结合；不断克服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理性民族主义占主流地位。这些都是从宏观上探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特征与内涵。然而，宏观研究的深入尚待微观研究的积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胡伟希教授从严复、梁启超和孙中山等人民族主义思想的个案入手，考察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话语构建中的特殊性。他指出与西方民族主义由法国大革命所酝酿，最终却演变为与自由主义相抗衡的一种强劲意识形态不同，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从西方传入之初，即与自由主义思想相互促进，甚至互为一体。然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想的结合，其实是松散的。对于近代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来说，国家富强无论如何都是第一位的，当民族主义或者国家富强的诉求与其心中的民族政治理想发生冲突时，他们无一例外地放弃了民主政治的要求，以保全国家富强的要求。从严复、梁启超到孙中山，他们出于救亡图存的目标而引入西方的自由主义，但由于其思想的潜意识源自民族主义，因此导致其在国家理论上的重大失误，也就无法真正解决中国的民主建国问题。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可谓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大特征。张昭君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以梁启超、章太炎和孙中山为例，考察了儒学资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的生成问题，并得出结论：一方面儒学的本土性、民族性文化特征及其所蕴含的“夷夏之辨”、“天下一家”等内外观念，为近代思想家论证和宣传“民族国家”独立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和有力支持（这一点与儒学中“民主”资源的缺乏适成对照）；另一方面儒学中所含有的“天下主义”、狭隘种族观念等成分，又成为阐述民族主义思想的负累。而近代思想家传统学术背景和政治派别归属的差异，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生成的复杂性。此外，近年来学界对孙中山、胡适等民族主义思想的个案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总体而言，从人物与事件的个案入手探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尚待深入。正是基于中西民族主义有着不同的内涵与特征，郭双林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强调，在民族主义研究中，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文化评判体系，如何处理好外来理论与本土文化及现实的关系，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
    由否定论牵扯到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或国际认同的关系问题。近年来，这一问题已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本次会议上，李喜所教授（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察了民族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认为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产物，现代性是其与生俱来的特性。从这个角度讲，没有现代性就不存在完整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也不例外，其发芽、生根的历史过程与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客观进程是紧密相连的，中国现代化的深度决定着民族主义普及的广度。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并不构成悖论。李帆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以刘师培的中国人种和中华文明西来说为例，探讨了以刘师培为代表的国粹派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与国际认同之间求两全的心态及其所导致的两难困境。而南开大学哲学系的李翔海教授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表明，现代新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同样存在着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葛。诸多个案研究告诉我们，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取舍，始终是困扰后发展国家知识界的两难选择；而今，不同取舍直接关涉到我们对民族主义的历史评价。对民族主义的否定论者正是站在了世界主义的立场上来评价历史上的民族主义。对此，李文海教授则持批评态度。他说，否定民族主义的论者以是否纳入世界秩序为评价标准。但此一观点忽视了三个重要内容，即近代中国是如何纳入世界秩序的？中国人为纳入世界秩序付出了什么代价？中国纳入世界秩序后面临着何种发展前景？他指出：近代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炮火的驱使下纳入世界秩序的，中国人为纳入世界秩序付出了血与火的代价，中国纳入世界秩序之后，是列强宰割的对象而不是世界民族家庭中平等的一员。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就应该肯定民族主义在争取民族平等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而不是简单否定。总之，当我们对中国近代史上不同历史人物之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思想纠葛有了认真研究之后，再来评价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可能会更加客观。
    与民族主义的历史评价相关的另一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理性与非理性问题。如前所说，耿云志先生虽认为民族主义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他将民族主义分为理性民族主义（有利于民族国家目标建构之思想与活动）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盲目排外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并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提倡确立明确的“理性民族主义”观念。这一观点得到不少与会学者的赞同，这是1990年代以来，学界对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运动中的排外、激进问题理性反思的结果。众所周知，1980年代以前，中国学界受革命史观的影响，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所有非理性的民族主义运动，除了保守传统被视为复古、封建以外，几乎都是作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而加以肯定。近年来，学界在反思革命史观的同时，也在反思民族主义运动中的排外问题，反思的结果，是否定非理性民族主义，而倡导理性的民族主义。但仍有学者坚持民族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没有理性与非理性之分。究竟是否存在一种理性的民族主义，如何看待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运动中的非理性问题，学界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值得进一步的深入讨论。
    研究的方法与视野
    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的研究，西方早于中国。而西方的相关研究或侧重于现实问题，或注重理论阐发。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开始真正关注并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然而，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过去的民族主义研究存在着一种“非历史”的倾向，即偏重于从各个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但无论如何，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仍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研究中的一个可喜的现象，值得提倡。因为民族主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只有不同学科从各自的知识结构切入，方能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问题有更深入全面的了解。本次会议上，来自民族学与人类学领域的学者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即体现了其学科的特征。易华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采用演绎而非归纳的方法尝试构建民族主义的系谱，而石茂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则以中越边境一个家族史为例较为深入地探讨了民族与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但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因此坚持史学的研究方法又是必须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必须以遵守所跨学科固有的方法与规律为前提。就民族主义而言，它首先是一个历史的问题，我们不能违背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规律。
    此外，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拓宽视野。当我们习惯于从思想家思想的角度探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特征时，关注下层民众的民族主义运动实践所包含的中国民族主义从传统向近代转换的历史特征，就显得颇有新意。王先明教授（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通过对近代中国实践层面上的诸多民族抗争运动在表现形式、运动目标指向、力量构成及思想内涵、精神武器等方面的比较研究，指出了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的不同时代特征和文化内涵。他认为从社会运动层面而言，近代中国的民族抗争运动以1901年为历史界标，明确表示出中国民族主义的不同时代特征，体现出民族运动的两个价值取向。与以往研究注重分析思想家的民族主义观念不同，王先生从实践层面的民族运动入手，分析其中所蕴涵的传统与近代民族主义之不同价值取向，这不仅弥补了此前研究的不足，而且对解释传统与近代民族主义的不同时代特征具有重要的意义。
    与视角转换同样重要的是个案研究的加强。已有的关于民族主义的个案研究主要集中于人物研究，又以思想家研究为主，如梁启超、严复、孙中山、胡适等人。当然，这一研究十分重要，而且有待深入。如本次会议上，迟云飞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通过对一个满族官员--端方的民族主义研究，探讨了晚清民族主义的多样性问题，就很有启发意义。与人物的研究一样，事件的研究同样有助于阐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征与内涵。李育民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以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废约运动为个案，不仅分析了此次运动所包含的近代民族主义的各种内涵，而且通过与此前各种民族主义运动的比较，既展示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演变轨迹，也突出了废约运动所蕴涵的历史特征。
    上述研究提示我们，对于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的研究，从方法上讲，应当是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进行；从内容上看，应当是动态研究与静态研究相结合，思想观念与实践运动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人物研究与事件研究相结合。同时我们要扩大视野，不仅要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而且还应开展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近代西方民族主义和近代东亚其他国家民族主义的比较。只有从多视角、多层面切入，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的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