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早期工业化”与全球化贸易
    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所带来的优质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而且出口海外，使人们看到了初露端倪的“外向型”经济。葡萄牙人以澳门为中心的果阿(印度)、里斯本(葡萄牙)航线，长崎(日本)航线，马尼拉(菲律宾)航线，把生丝、丝绸、棉布、瓷器等中国商品运往各国。西班牙人的“马尼拉大帆船”( Manila Galleon) 则把从福建月港等地运来的中国商品，销到美洲墨西哥、秘鲁、巴拿马、智利。后起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把中国商品卷入规模更大的全球化贸易之中。
    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局，是汉唐时代的陆上丝绸之路，或宋元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所无法比拟的。法国年鉴派大师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 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16世纪“各种协力促成的运动”是西班牙前往美洲。从贸易角度看，马尼拉大帆船代表着一条特殊的流通路线。美洲白银1572年开始一次新的分流，马尼拉大帆船横跨太平洋，把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同菲律宾的马尼拉连接起来，运来的白银用于收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印度的高级棉布以及宝石、珍珠等物。他认为，这种远程贸易对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起到巨大影响。从事对外贸易的中国商人，在1638年日本实行闭关锁国后，同荷兰商人一样，甚至比荷兰商人更加有效地参加日本列岛的丝绸与白银的贸易；他们在马尼拉接收大帆船从阿卡普尔科运来的白银；中国始终派人出外经商，中国的工匠、商人和货物深入到南洋群岛每个角落[16-p167～197，432～435，647]。因此一本有关马尼拉大帆船的专著说：“中国往往是大帆船贸易货物的主要来源，就新西班牙(墨西哥及其附近广大地区)的人民来说，大帆船就是中国船，马尼拉就是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转运站，作为大帆船贸易的最重要商品的中国丝货，都以它为集散地而横渡太平洋。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当无拘无束地谈及菲律宾的时候，有如谈及中华帝国的一个省那样”[17-p63；12-p425～426]。
    这种盛况与江南市镇有着密切的联系，出口的生丝、丝绸主要来源于太湖流域的丝绸业市镇。正如全汉升所说：“中国国内蚕丝遍布于各地，而以江苏和浙江之间的太湖流域最重要”[13]。全汉升所说的生丝与丝绸的出口，“以江苏和浙江之间的太湖流域最重要”，指的就是江南丝绸业市镇集中的地区。这些市镇及其四乡以出产优质生丝与丝绸而闻名于世，被称为“湖丝”--湖州及太湖周边出产的生丝的通称，它的著名品牌--“辑里丝”就是南浔镇辑里村为中心的地区生产的湖丝品牌，在国际市场上享有极高的声誉。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在一份奏折中说：“外洋各国夷船到粤，贩运出口货物，均以丝货为重，每年贩运湖丝并绸缎等货，自二十余万斤至三十二三万不等，统计所买丝货，一岁之中，价值七八十万两，或百余万两，至少之年亦买价至三十余万两之多。其货物均系江浙等省商民贩运来粤，转售外夷，载运回国”[18]。清楚表明，在清朝官方指定的唯一贸易口岸广州，出口商品以丝货为主，而这些丝货大多是来自太湖流域的湖丝与绸缎，每年的交易额在白银数十万两至百余万两上下，决不是一个小数字。
    太湖流域湖丝与丝绸的出口欧洲，从17世纪70年代起，有了历年的统计数字。据统计，1679～1833年的155年中，每年的出口量，从8担上升到9920担；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每年出口量常在5万担以上；到90年代初，出口量第一次突破10万担；20世纪20年代，出口量曾达到19万担的高峰；1845～1929年的85年中，仍然保持年增长率3.5％的上升势头[11-p341～342]。
    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五口通商以后，湖丝不再辗转至广州出口，而是就近在上海出口，刺激了出口数量的猛增。湖丝集散地南浔镇的丝商到上海经营出口贸易者日渐增多，成为上海丝业巨头，例如陈煦元，“侨沪数十年，为丝业领袖，能通译西语，而出以笃诚，中西丝商倚为长城”[19]。
    资料表明，进入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湖丝的全盛时期，1890年以后的几年中，年输出量达10万担上下。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谈到辑里丝深受西人欢迎，外销日趋增加的走势时说：“大约自1870年左右而后，至1920年后止，为时五十年，丝业贸易兴畅，蚕桑区农民繁荣，乃造成湖州蚕桑事业之全盛时期”[20-p121]。周德华《吴江丝绸志》也说，上海开埠后，上海成为主要辑里丝出口市场，而辑里丝主要来自湖州的南浔镇与吴江的震泽镇。光绪六年(1880年)仅震泽镇一地出口的辑里丝就达5400余担，占了全国生丝出口总量的十五分之一[21-p37～38]。
    从上面简要的分析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江南丝绸业市镇在全球化贸易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棉布业市镇的棉布出口也是如此。早在晚明时期，中国棉布已经畅销海外，16世纪后期有了文献记载。17世纪初，被称为Cangas的中国棉布，由澳门向望加锡和交趾支那出口。与此同时，中国棉布由澳门运往日本长崎。18世纪初，中国棉布运往俄国，称为Kitaika的中国棉布在对俄出口商品中占据首位。18世纪30年代，中国棉布首次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运销英国，以后几乎遍及欧洲国家及北美大陆[11-p367～368]。
    而这种畅销海外的中国棉布，主要来自江南市镇。严中平指出，大量江南棉布进入海外远程贸易，甚至18至19世纪间远销英国等海外市场[22-p32～33]。全汉升说得更加明确：“早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开始购运‘南京棉布’( Nankeen) 。南京为清代江苏省治，两江总督驻在那里，可以说是江苏的代表，故外人称江苏出产的棉布为南京棉布。在鸦片战争后不久，一个在上海附近考察的英国植物学者说：‘在上海附近种植的棉花名曰南京棉花，用它纺织成的棉布，叫做南京棉布’”[12-第二册p638～639]。全氏征引H.B.Morse和R.Fortune的论著，揭示了西方人心目中十分流行的概念：“南京棉布”( Nankeen) ，实际上就是南京这个地名的英译。它充分表明，远销海外的中国棉布主要是江苏生产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既然“南京棉布”的定义是“上海附近种植的棉花”纺织成的棉布，那么与其叫做南京棉布，不如叫做上海棉布，或松江棉布，更为确切。事实上明清两代松江棉布无论在数量与质量上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并且畅销于海内外，号称“衣被天下”是名副其实的。
    1786～1833年的48年中，英国、法国、荷兰、瑞典、丹麦、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商船从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共计4400余万匹。各国商船从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最多的一年是1819年，共达330万匹，价值170余万银圆。1817～1833年的17年中，各国商船从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共计1900余万匹，平均每年110余万匹，价值达78万银圆左右。1804～1829年的25年中，美国商船从广州购买“南京棉布”330余万匹，平均每年120余万匹。美国商船从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大部分运回本国，小部分运往欧洲、西印度群岛、南美洲、马尼拉及夏威夷等地。在美国机械化棉纺织业大规模发展之前，那里的消费者也是“南京棉布”的好主顾[12-第二册p.638～641]。
    中国的这种全球化贸易，使大量生丝、丝绸、棉布流向各国，由于海外各国始终处在结构性贸易逆差之中，导致白银货币源源不断流入中国。据弗兰克研究。美洲在17世纪和18世纪分别生产了37000吨和75000吨白银，各有27000吨和54000吨运到欧洲，两个世纪合计81000吨。在欧洲获得的白银中，大约一半(39000吨)又转手到亚洲，其中17世纪为13000吨，18世纪为26000吨。这些白银最终主要流入中国。另外，有3000吨到10000吨，甚至高达25000吨白银是从美洲直接通过太平洋运到亚洲，而这些白银的大多数也最终流入中国。此外，日本至少生产了9000吨白银，也被中国吸收。因此，在1800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中国从欧洲和日本获得了将近48000吨白银，通过马尼拉获得10000吨甚至更多的白银。这些加起来，中国获得了大约60000吨白银，大概占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的一半[4-p208]。
    也许人们对这些数据有所怀疑，但是在没有新数据取代它以前，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这无论如何是中国早期工业化和全球化贸易所创造的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