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中国口述史学方法的尝试
    要了解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情况，确实很难。正如美国著名的口述历史学家、城市史专家康涅狄克大学教授布鲁斯·M ·斯蒂文在他的调查报告《中国口述史学的调查》一文中说道：“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口述史学的状况不是件容易的事。好像北京城的建筑一样，一切似乎都藏在城墙后面。如果有人试图寻找口述史学活动或者口述史学协会，他一定会碰到漠然的注视或者嘲笑的一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不像西方国家，中国似乎没有一个组织的口述史学协会。”[1] 在某种程度上说，斯蒂文教授的话确实非常准确和恰当地评价了中国口述史学的现状和独特的发挥模式。
    建国后，全国人民积极地投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热潮之中，如何更为科学地和理智地看待过去的历史，如何从过去的历史发展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成为当时中国政府和包括历史学界在内的社会科学界的重大任务。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以不同的方法探索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研究历史当然需要史料，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很多事件大部分是官方记载，尤其在清朝政府统治时期，比如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显然这种记载带有强烈的偏见和歧视色彩，对于研究历史来说是不合适的。因而，怎样挖掘新的历史资料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这个过程中，很多项目纷纷利用了国际同行所指的“口述史学方法”，而在中国则称之为“实地调查”。这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比如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等等。这些事件发生地的当地政府和研究机构，尤其是高等学校纷纷深入实地收集“口述资料”，当然也包括许多重要的陈迹品。
    太平天国起义在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但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史料缺乏或者不尽可靠。因为革命初期的活动比较隐蔽，考虑到人身安全，很多事件和人名都没有记录下来；而清朝的官方记载不仅缺略而且不是很可靠。1954年政府曾组织过一次调查，写成了《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真正使这一项目走向正规化的是1959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的成立。从1960年3-9月，先后对广西的桂平、贵县、平南、武宣、玉林、桂林和广东的信宣、化州等17个县（市）的53个人民公社进行了访问和调查，受访者达600多人， 记录下口述资料将近40万字，拍摄了照片300多张，并且收集到一些有关的碑文、 族谱和诗文手稿或抄本等。1961年重新组织力量对桂平、贵县、平南、梧州、玉林、武鸣等县（市）进行重点调查。对于一些特殊问题比如林凤翔、李开芳的籍贯和民族成分问题进行了特别核实。这些收集的资料都汇编成书，1962年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出版。（注：详细资料请参看《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另一个项目便是义和团运动。反帝反封建的义和团运动首先发生在山东省，随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1960年山东大学历史系现代史组在纪念义和团运动60周年之际，组织了部分学生和教师深入到山东省的西南和西北等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1958-1960年，南开大学历史系与天津历史博物馆合作，组织学生对那些曾经参加过或支持过义和团运动的年愈古稀的人们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访问。学生们跑遍了天津市区、郊区和附近一些县的村镇，走访了123位义和团骨干、团民、 红灯照师姐和千余名亲历过义和团运动的老人，记录了几十万字的口述资料。其中受访者的最高年龄达到83岁，比如义和团大师兄沈德生、二师兄李长庆、三师兄张金才和红灯照四师姐赵青。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们又分别在1972、1974和1975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调查报告，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义和团与农村社会的口述资料。在天津进行的这个项目总共采访了1114人，最后整理出来的资料和大量的历史陈迹品成为研究义和团运动历史的珍贵史料。（注：详细资料请参看《天津义和团调查》，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第三个项目是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1961年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现代史组进行了有关辛亥革命中的一个学会的调查。他们做了1200次采访，访问了将近300多个老人， 获得了关于这个学会的以前成员们的口述凭证。（注：详细资料请参看《兄弟会资料选辑》，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编，武汉1961年版。）在江苏地区也有类似的项目，1957年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组织了由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教师和部分同学参加的调查队，进行乡土历史资料的收集工作。他们采访了上海、苏州、太仓、常州、镇江、南京、扬州、淮安、南通、徐州等地的当年亲历者们。从他们口中获得了大量的珍贵的口述资料，极大丰富了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史料。（注：详细资料请参看《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当然，规模最大的首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持的全国范围内的文史资料收集项目。从清朝末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社会经历了无比深刻的变化。由于其历史因素的影响，很多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记录都不是很完整。因此，迫切需要从各个渠道进行广泛地收集，显然，那些经历过各次历史事件的老人们便是很好的资料源泉。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之后，周恩来在招待60岁以上的委员的一次茶话会上，号召大家将60、70年来所积累下来的知识、经验和见闻，自己写下来，或者自己口述，让别人记录下来。会后很快便设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来负责和策划这一工作。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地方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收集的资料主要包括有关军事、政治和外交的资料；有关经济、文化、社会和华侨的资料；其他有关的历史资料和文物。（注：请参看《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文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比如武昌起义、护国运动、西安事变、抗日战争等历史事件；黄兴、杨虎城、冯玉祥、李宗仁等历史人物；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民主建国会等民主党派；保定军官学校、陆军大学、清末新军、粤军、桂军等军事学校和军事派别。到目前为止，已经收集了大约150多辑（不包括地方收集的）。 这一项目收集和保存了大量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的资料，使我们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从文献资料和口述资料两方面得到印证和解释。更加令人欣慰的是，这个项目的传统一直保留下来，而且其收集的工作方法和手段不断地提高和完善。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极大地抹杀了这种“口述史学方法”--调查的运用。“文革”中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被剥夺了发言权，实事求是的史学界的作风荡然无存，而所谓的“实地调查”变成了片面地为政治服务，即所谓的“影射史学”时期。
    上面列举了有关这时期使用口述史学方法的重大项目，当然这些项目到底能不能被称之为“口述史学”，还是存在争论的。因为口述历史学家们在“什么是口述历史”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创始人阿兰·内文斯的同事和学术继承人路易斯·斯塔尔说：“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的、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 2]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钟少华先生认为：“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谈话的录音都是口述史料，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3] 显然斯塔尔和钟少华先生都强调口述历史必须以录音为依据，以口述史料为主。北京大学历史系杨立文教授则认为：“口述历史最基本的含意，是相对于文字资料而言，就是收集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头资料。它的基本方法就是调查访问，采用口述手记的方式收集资料，经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为文字稿。”[ 4]当然，杨立文教授也并不否认录音机、摄影机和计算机等先进技术工具的使用。
    笔者觉得是否使用录音机不应该成为判断是否是口述历史的依据，因为各国的情况都不同，比如50、60年代的美国口述历史工作者已经广泛地使用了录音机，而在同时期的中国、非洲等国家和地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很明显，上述中外学者给口述历史下的定义都是正确的，之所以产生上述的差异，这是由研究者的身份决定的，因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博物馆工作者和新闻记者由于其背景知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的差异，在他们使用口述历史这一研究方法的时候，其侧重点是不一样的。笔者觉得这些差异不应该成为口述历史学界争论和相互攻击的焦点，给口述历史下怎样的定义那是无关紧要的，关键要把握住口述历史的精髓，也就是其最明显的特点--它保存了即将逝去的过去的“声音”。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地方口述历史办公室在其主题为“捕捉历史的瞬间：从谈话到打印”的序言中写道：“口述历史对理解过去和今天以及保存即将逝去的声音来说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方法。”这一点正是口述历史的最重要的作用和最明显的特征，因为它可以填补重大历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经历等没有文字记载的空白，或者至少弥补其不足。因而，上述那些项目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使用了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比如山东大学历史系从事的义和团运动的项目，他们在正式启动之前，作过大量的预先研究，跟当地政府和村民建立和睦的关系，以保证访谈的顺利进行。同时他们也有事先准备好的问卷表以及受访者的资料表单。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在操作上跟国际正规的做法还是有距离的，其致命的一点是没有处理好口述资料的专利权问题，很多访谈没有签署法律授权书。不管怎样，中国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就还是受到国外部分学者认同的。两位曾经去过中国的美国学者说“口述史学作为一种研究手段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诸如‘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和‘中国民主革命’等基本领域。”[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