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运用全球观点来撰写世界史已是西方史学家的一种共同趋向，而这种趋向在西方由来以久。
    一、古典史学家对世界历史的认识
    在西方，希罗多德被认为是第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学家，他的著作虽然冠以《希波战争史》之名，但是他的视野与笔触，远远地超越了战争与政治的狭窄主题，涵盖了当时所知世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他的笔下，不仅当时世界各地的山川形势、气候物产得到描述，而且各个民族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语言文化、风土人情、服饰习惯、婚姻嫁娶、丧葬礼俗等，都得到了注意。他不是站在城邦的立场上来写历史，他的眼光和思想已经超越了城邦、帝国的狭隘界限。他不以希腊为世界的中心，也不把希腊以外的民族视为蛮族，他赞美东方的古风民俗，对东方文化和希腊文化一视同仁。正如史学家狄奥尼修斯所言：“希罗多德把历史提高到更高和更值得尊重的阶段：他决定写关于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民族的事情，但是他在自己的叙述中把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欧罗巴和亚细亚的都结合到一起。”（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62页。）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希罗多德的世界史只是地理统一性的世界史，而非历史统一性的世界史。
    此后，人们从罗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人类历史的统一性，反映这种人类历史统一性的世界史便应运而生。公元前2世纪， 产生了古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波里比阿。通过对罗马建立地中海霸权的全面叙述，波里比阿意识到，随着罗马的不断胜利，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单写个别的孤立的国家的历史或个别的史事、战争的历史，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只有将各事件与总体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起揭示出来，指出其相似点和不同点，才有可能认识历史的全貌。”（注：波里比阿《通史》，罗埃布古典丛书，伦敦1992年版，第1卷，第1节，第7-9页。）波里比阿这种新的视野和心胸，使他能够高层建筑、统观全局，对罗马征服迦太基、吞并希腊、进而统一地中海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史实进行整体而连续的叙述，从而使《通史》一书具备了世界史的意义和规模。实际上他所撰写的世界通史是一部当时的国际关系史，以罗马政治制度的演变及其武力扩张为中心，主要叙述那些和罗马发生关系和纠纷的民族，反映它们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所以《通史》一书还不是一部贯彻始终的世界通史。
    总之，在古代，由于交通非常落后，各地区的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极为有限，他们心目中的世界，只能是以他们生活的地区为中心而构成，还不可能对世界有真正的了解。古代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学家撰写的历史著作，可以称得上是“世界史”的，都不外乎是描述以各自文明为中心的“世界历史”。
    二、中世纪基督教史学家对世界历史的认识
    公元4-5世纪，西方史学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折，正如柯林武德所言：“那时历史的观念由于基督教思想的革命性的影响而经过重新塑造。”（注：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在关于世界史的观念上，此时兴起的基督教史学不仅征服了古典史学的人本观念，而且也征服了希腊罗马史学中的地域观念。在基督教史学家看来，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因此他们不以任何局部的、特殊的历史为满足，要求写一部贯彻人类始终的世界史，一部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都包罗在上帝目的规划之中的世界通史。对此，苏联史学家科斯敏斯基指出：“基督教为了以宗教为基础把全人类联系到一起，竭力要超出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的界限，因此，它是世界史理论继续发展的沃土。”（注：叶·阿·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上），东北师大历史系1986年内部排印本，第23页。）
    在基督教世界观的基础上，圣·奥古斯丁创立了他的世界史理论--“善恶两元”及两种城市（国家）的学说。他从东方古老的波斯教的教义出发，提出：“世上众多人种，宗教德行、语言、武器及服饰虽各不相同，其实也不过只有两种社会。依圣经所记，我们称之为两种城市，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的。”（注：圣·奥古斯丁《上帝之城》，载《西洋史学名著选》，李弘棋编译，1984年台北版，第12页-115 页。）前者代表善与光明，后者代表恶与黑暗，宇宙中这两种力量抗衡的结果，必然是善战胜恶，上帝之城降临人间。历史的任务就是要追溯光明战胜黑暗的历史过程。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不再是人类的目的，而是由上帝所预定的，整个人类无一例外地朝着上帝规定的目标行进，不管你是哪一个民族。上帝之城是由所有的民族组成的，它的城楼高居于所有的民族之上。奥古斯丁的观点，不但完善了自赫西奥德开始在西方史学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关于历史发展的观点，而且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意义和方向性，肯定了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
    在中世纪，基督教编年史学家不仅把奥古斯丁的学说付诸于构筑世界历史的实践，而且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世界史理论，如德国史学家鄂图在奥古斯丁学说的基础上，糅合了当时流行的神学的目的论和政治的世界史编写的《双城史》，就是一部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所撰写的世界史。不仅如此，基督教编年史学家以《圣经》作为判断事实正误的标准，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七个时期，并说明划分的各个时期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意义，以及基督教纪年方法的创造。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的世界史所要写的是“一种意义较为深刻的、普遍的东西的历史，一种格外普遍的东西的历史”，它要溯及人类的起源，述及各个民族如何产生，又如何扩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并要记述文明兴衰的历史。即“基督教的启示便赋予我们一种对整个世界历史的观点，是上帝的无时间的和永恒的视野里所看到的那种从世界过去的创造到它在未来的结局”（注：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这就不同于古典史学家波里比阿在《通史》中所确立的世界史体系。
    但是，在新航路发现以前，历史学家们所写的已知的世界历史都存在着局限性：一是地理知识的局限，二是民族和宗教意识上的局限。历史学家把属于本民族或属于同一宗教地区的历史作为历史的主体或中心，如以罗马为中心，或以基督教世界为中心，而忽视或蔑视已知的异族和异教地区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