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欧中心论”，受到了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开始崩溃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和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西欧中心论的统治地位也随之动摇。对资本主义前景暗淡的忧虑促使一些西方史学家对前一世纪的历史信念提出疑问，因而开始以新的眼光对待欧洲历史以外的历史和西方文明以外的文明。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史学向专门化的发展，对各国、各地区、各时代、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日益深入缜密的研究，也必然要提出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历史进行综合考察的问题。形态学派历史学家适应这一发展，从历史的综合比较研究中得出他们不同于兰克的世界历史的观点。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把世界历史看作是多种文明的生长和衰落的历史，而不是单一文明发生和扩散的历史。如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打破了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历史进步发展的观念，否定了各种关于世界历史是一个统一的走向进步过程的学说，开始探讨世界各种文化的兴衰。他把世界上的各种文化视为有机体，它们都要经历一个起源、生长、衰落与解体的过程。他把世界分成八种文化，它们都经历了相同的阶段，但各自又保持独特的内容，当文化达到全盛时期，便衰退为文明，文明是一种衰亡的结局。其他七种文化都已衰亡，而作为最后一种的西方文化现也处在衰亡的阶段，这就是风行一时的文化形态学说。抛开作者的悲观论，就其视野和体系而言，它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宏观的世界史编纂模式，为世界史研究从一元走向多元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不仅进一步开拓了考察世界史的视野，把斯宾格勒的八种文化发展为二十几种文明（社会），而且还采用了多个文明的横向比较的方法，以阐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尤其是汤因比提出了“希腊模式”、“中国模式”与“犹太模式”，这三种模式为我们认识世界历史提供了一把钥匙。与斯宾格勒的悲观论不同，汤因比认为没有一种已知的文明在过去或现在都是命中注定要衰亡的，决定的因素在于它对于自然和人为环境挑战所作出的反应，从而论证了西方文明尚可继续保持创造性的活力而避免解体的命运。由于他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使西方人睁开眼来看世界：世界历史不是西欧文明的扩大，在西方之外，还存在着许多文明，他们同样也为人类的发展作出过贡献。通过对“西欧中心论”的批判，汤因比强调了研究世界历史应具有整体历史观。他的研究世界历史的整体历史观直接推动了从全球文明的宏观历史角度论述世界历史著作的产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世界进入了全球一体化的新阶段，因此运用全球观点来撰写世界史已成为一种趋势。在当代西方，主张打破传统的西欧中心论，提出运用全球观点来研究和撰写世界历史的是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
    面对20世纪以来整个世界范围内，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所发生的急剧变化，巴勒克拉夫强烈地感到人类历史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从西欧观点解释事件，已经不够了，我们必须尝试采用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点，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时代”（注：巴勒克拉夫《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1955年英文版，第27页。）。《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就把矛头指向了传统的西欧中心论。正是通过批判传统的西欧中心论，巴勒克拉夫积极倡导建立一种全球历史观。他不仅认为欧洲在今天的世界历史格局中已非中坚力量，而且认为自中世纪以来，如果看不到欧洲与广大世界的联系，看不到亚洲、阿拉伯、拜占廷和斯拉夫民族的作用和影响，也就无法理解西欧的历史和整个世界的历史。当代世界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欧洲优势的衰退，以及欧洲退出世界的重心，欧洲已不是世界历史的主宰者，正在兴起的亚洲将在不久的将来把欧洲抛在后面，太平洋时代将取代欧洲时代。他预言：“到了二十世纪后期或二十一世纪，欧洲将注定会沦于类似于十八、十九世纪曾经加于非洲、部分亚洲和新大陆的殖民地地位（注：巴勒克拉夫《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1955年英文版，第208页。）。
    巴勒克拉夫要求建立的是一种全球历史观，而不是以某一新的地区来取代欧洲的一种新的全球历史观。这是因为，世界上各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和文明都处于平等的地位，都有权利对之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容许将任何民族或文明的经历只当做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因此，“在形成了今天这样结构的世界上，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历史，亚洲和非洲其他国家的历史，如同欧洲的历史一样，都是至关重要的”（注：巴勒克拉夫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3页。）。所以他要建立的这种全球历史观，“不仅放眼世界，展示全球，而且不带成见和偏私，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注：巴勒克拉夫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3页。）。总之，历史是不断变化的，历史学应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只有这样，它才能适应当代人们的需求。他主编的《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当代史论纲》和享誉世界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便是采用全球观点来考察全球文明史的代表性著作。
    60、70年代以来，西方许多历史学家纷纷采用全球观点来研究和叙述世界史，其中较有建树、颇具影响的是当代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一书中，他指出：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是本书显著的特点，“它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本书的观点，犹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而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全球通史》继承和发扬了启蒙时代世界主义者的优秀的世界史编纂传统，又糅合了当代的学术思想，尤其是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打破了以兰克为代表的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的传统框架，不是从欧洲一隅而是从世界历史的整体运动出发来展开其世界史。与巴勒克拉夫相同，他认为采用全球观点来考察世界史是为了适应全球一体化发展这个新时代的需要。“同样重要的是，人类历史自始便具有一种不容忽视、必须承认的基本统一性。要确切认识西方的历史或非西方的历史，没有一个包含这两者的全球性观点是不行的；只有运用全球性观点，才能了解各民族在各时代中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对决定人类历史进程所起的重大作用。”（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55页。）由于世界史的舞台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地区，所以，他探讨的不是世界历史的中心西欧或欧美这一统一体内诸有影响的力量的运动、矛盾斗争和融合，而是探讨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全球这一统一体内诸有影响的力量的运动、冲突对抗和交汇（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十字军征服、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法国革命、科学和工业革命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以兰克为代表的世界史编纂模式的扩大化，或全球化。
    《全球通史》大量运用比较历史研究方法，通过多种层次、多种因素的纵横的历史比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前存在的各种偏见，较客观地论述了各民族对世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正如史学家亨利·皮朗所言：“唯有比较方法可以减少史学家间种族的、政治的与国家的偏见。史学家局限于国家民族史的狭小范围内，其种族的、政治的与国家的偏见，不可避免地使其陷于泥淖之中，无法真正了解其所研究的历史，这是因为他无法使历史相会通……沉湎于欣赏自己的民族，必然夸张其创造性……比较方法使历史以真面目出现。原来被认为的高山，不过是一丘陵，原来被引为荣耀的民族天才创造的事件，不过是模仿精神的表现。”（注：亨利·皮朗《历史学家正在做什么？》，《我们时代的历史哲学》，1959年版，第98-99页。）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历史研究不是坐在书斋中潜心求索的纯学术，而是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他认为，由于世界技术革命的步伐超过了社会革命的进程，整个世界陷于多重危机之中，不但美国的太阳并不明亮，而且整个世界前景也并不那么美好。他在《全球通史》中以古鉴今，目的是要使人们觉悟到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的时间滞差，从而为改革当前的社会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通史》堪称一部“救世箴言”，一部当今世界的“资治通鉴”。
    综上所述，从希罗多德到斯塔夫里阿诺斯，编纂世界史的努力从未间断过。由于历史的局限，不同时期的历史学家对于他们所在时代的历史叙述有这样那样的偏见，唯心史观、基于民族偏见或文化偏见而形成的关于东方历史即将消逝或必然长期停滞的宿命观点，仍然阻碍着世界历史这一学科的发展。但是，历史学家把已知的地理范围视为一个世界，把记述历史的范围扩大到他们当时已知的世界，并且把发生在这个范围内的历史记录了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为这个已知地理范围所写的历史，表述了世界历史是在不断消除各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中迈步的，是在不断摆脱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观念过程中前进的。这是西方历史学家认识世界历史的共同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