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5、16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家对世界历史的认识
    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历史著述开始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发生和迅速发展以及由此出现的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相联系的。15、16世纪新航路的发现，海上交通的空前发展，东西方之间和大陆之间闭塞状态的打破，大大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大为开阔。对中世纪教会和神学思想的批判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又逐步把人们从宗教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些都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克服前人的某些局限，把世界历史著述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创造了条件。
    文艺复兴时期对基督教神学的世界通史体系进行猛烈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构筑新的世界史发展理论的历史学家是法国的让·波丹。他在《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一书中表明：“它叙述的是在社会中导致人类生活变动的人类种种行为”的以人为中心的世界历史进程的新学说。首先，波丹抛弃了中世纪传统的四大帝国的世界史分期法，而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出发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笃信宗教和富于智慧的东南方民族（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占优势阶段，以城邦国家、殖民扩张、法律制度为特征的希腊和罗马统治阶段，以战争和科学技术为特征的北方诸民族阶段。让·波丹的分期学说是一种处于萌发中的西欧中心论。其次，他抨击了古代所谓黄金时代“世道人心江河日下”的社会历史倒退观，指出世界历史是一个不断走向进步的过程。第三，他认为，世界各地区由于贸易而不断增多的联系，广泛存在的人类共和国的观念以及诸民族的法律，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统一性。但是，从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世界史理论和著作来看，人文主义史学家还没有完全摆脱神学的束缚，他们撰写的仍然是某一些国家或某一些城市共和国的历史，其间出现的世界史著作也屈指可数。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义史学家的创始人伏尔泰所著《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一书，是近代意义上的第一部真正的世界史著作。首先，它抛弃了在《圣经》基础上构筑起来的、以基督教文明为中心的传统的世界史体系，建立起以人类文明为中心的新的世界史体系。伏尔泰明确指出：历史不是神话故事，不是地球一隅的上帝选民的故事，《圣经》也不再是用来解释历史的最高权威，全部的人类文明史在时间上都要早于《圣经》的记载，而且范围要远远超出基督教徒或犹太人所知的地域。他论述了东方诸国，如迦勒底人、印度人和中国人的文明史，具体说明了基督教神学所构建起来的世界史体系是何等地错误百出，开始倡导研究人类文明本身的世界史。其次，开创性地运用比较方法，从宏观的角度来综合考察人类文明史。在书中，伏尔泰的视野遍及世界，从波斯到阿拉伯各国，从印度到中国，从日本到秘鲁，“当伏尔泰用中国的茶碗喝着阿拉伯的咖啡时，他感觉到他的历史视野扩大了”（注：转引自瓦·索柯洛夫《伏尔泰》，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8页。）。正是从这种全球角度观察世界，使他能够开创性地运用比较历史研究的方法，得出了与以前截然不同的新见解。如把欧洲各国的社会制度、民族精神与风俗习惯同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得出欧洲并非一切都走在前面。其三，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综合研究作为整体的人类历史的各个方面，揭示了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他打破了在他以前以政治军事史为主要内容的编年史传统，强调历史研究还应包括诸如宗教、哲学、文艺、科学、礼仪以及风俗习惯等内容。他还综合考察了世界各文明中心的历史，指出作为一个统一体的整个人类是不断进步的，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具有共同规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代国际史学界提出的研究“总体史”或“全球史”的口号，实际上是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时代编年史传统的复兴。
    继此之后，德国受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思潮影响的哥廷根学派历史学家，也致力于世界历史的著述。如格特尔的《世界历史要览》开始摆脱了德国史学家只注意研究德意志民族史、地区史和教会史的局限性，提出了把世界史作为一个整体运动新的世界史体系。被称为“世界史之父”的施吕策尔的《世界历史概略》进一步发展了格特尔的理论，他认为新的意义的世界史，不是世界各民族历史的简单汇编，而是“人类的历史”，“是迄今为止只为哲学家所撰写的那种新型的历史”，它的真正目的是要说明“地球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怎样从过去演进到现在的”（注：施吕策尔《世界史》，哥廷根1792年版，第4页。）。 他强调世界史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注重从宏观的角度来对它加以考察，认为波斯帝国以后已显露出世界史的整体特征，但他更重视美洲的发现在世界史发展过程中的意义。在他的思想中，已初步认识到新大陆的发现结束了各地区的相对隔绝状态，世界史开始走上了整体的发展道路。
    19世纪上半叶，西欧的急速进步冲昏了西方人的头脑，他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大肆宣扬西欧诸民族地域人种的优越，把西欧一隅的进步视为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这些观念表现在世界史理论和编纂上，就形成了一种典型的西欧中心论。被称为“近代史学之父”的德国大史学家兰克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具体历史事件中系统地阐述西欧中心论。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书中，兰克认为西欧是一个经历了数千年历史的统一体，贯穿在这个统一体中的历史运动是拉丁和条顿民族的相互斗争和融合。种族优越论是兰克的西欧中心论的理论基础。兰克太重视西欧了，一生几乎为西欧每一个民族都撰写了一部历史。而对西欧以外的各民族，特别是东方各个民族持鄙视态度，断言：“历史教导我们说，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我相信从全人类的观点看来，人类的思想……只是在伟大民族中历史地形成的。”（注：兰克《世界之谜》，纽约1981年英文版，第154-164页。）拉丁和条顿民族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其他国家和民族只是这一主流上无足轻重的附加物而已。1881年，已是高龄的兰克撰写的《世界通史》就是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史，目的是要揭示在西欧各民族力量的冲突和斗争之背后所展示的世界历史发展态势。他认为政治思想是每个民族现实生活实际的抽象，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政治，并表现着自己的特殊的思想。世界史就是这样的各个民族之间的斗争，因此他的著作十分关注国际政治关系。由于兰克的努力，在西方世界史编纂史上形成了以政治、军事、外交为主要内容的波里比阿-兰克型的国际关系式的世界史编纂传统，对以后的世界史编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来，由于美国和苏联的崛起，西欧中心论又演化为欧洲中心论或欧美中心论。1932年出版的美国史学家海斯、穆恩、韦兰三人编的《世界史》一书系统地阐述了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从伯利克里和凯撒的时代直到现在，历史的伟大戏剧中的主角，都是由欧洲的白种人担任的。”作者认为欧洲不但是世界历史的主角，而且是世界文明的摇篮，进步的源泉。自15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就一点一点地把他们的文明传播到全世界，甚至把强迫黄色、棕色和黑色皮肤的民族采用欧洲人的方式说成是白种人的负担：“要引导千百万的陌生人走上欧洲文明和进步的道路，是一个负担，而且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注：海斯等《世界史》（下册），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1059-1060页。）这种观点对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