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即位前，并未忘记自己的身份，依然恪守臣礼，俨然一成熟之成年人，所以百僚陪位者对他的年少知礼深为欣喜。
    即位当年，他习理朝政，更重视读书讲学，常与诸大儒研讨经学，时出高论，为诸儒所叹服。比如，“甘露元年，丙辰，帝幸太学，与诸儒论《易》。”专攻《易》学的博士淳于俊竟被问得“不能答。”“复问，俊曰：‘古义弘深，圣问奥远，非臣所能详焉！’”“讲《易》毕，复命讲《尚书》。”鸿儒王肃、博士陈峻反复驳难，最后终使“陈峻对曰：‘此皆先贤所疑，非臣寡见所能究识！”“非臣愚见所能逮及！”于是复命讲《礼记》，仍使诸儒怯于应对。
    他又爱好文学，尝召群臣赋诗。史载：
    二年，五月辛未，帝幸辟雍，命群臣赋诗，侍中和、尚书陈骞等作诗稽留，有司奏免官。诏曰：‘吾以暗昧，爱好文雅，广延诗赋，以知得失。而乃尔纷纭，良用反仄，其原等。主者宜敕自今以后，群臣劳当玩习古义，修明经典，称腾意焉。
    由此可见，他的这一举动与有些帝王同文臣的雅集不同，他是想借此以明得失，带有采风以知民情的意思。但却不想以此去黜降官吏。他只要求臣子平时应多读书罢了。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权柄在手，却不恃才逞权，确乎是不大容易的。
    然而，悲剧的结局使陈寿也无可奈何。他只能在上述诸史料的详加存录上以极力表现出这个小皇帝的读书明礼，对臣下也并不苛刻。那么“太后令”中那些诬枉之词便应引起人们的反思。所以，陈寿在最后的评语中说：“高贵乡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盖亦文帝之风流也。然轻躁忿肆自蹈大祸。”
    三、于实录中存褒贬
    陈寿修史的曲笔有一种方式是在真实的记录中保存著作者对人物与事件的褒贬，有时甚至是借题发挥，这表现在不少人物的传记中。比如《蜀书·先主传》：“二十五年，魏文帝称帝号，改年曰黄初。或传闻汉帝见害，先帝乃发丧制服，追谥曰孝愍皇帝。”又，在太傅许靖等的上言中谓：“曹丕篡弑，湮灭汉室，窃据神器，劫迫忠良，酷烈无道，人鬼忿毒，咸思刘氏。上无天子，海内惶惶，靡所式仰。”刘备即帝位后的文告中说：“曩者王莽篡盗，光武皇帝震怒致诛，社稷复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杀主后，滔天泯夏，罔顾天显。操子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备宜修之。嗣武二祖，龚行天罚。”
    上引三段文字客观上记录了刘备君臣的政务大事，但却大胆地保存了维护汉室正统、以曹氏父子为篡逆的文告，俨然正统在兹，躬行天讨。对曹氏父子罪行的揭露虽说是刘备君臣文告所云，但其中不无陈寿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用心。当然，谁为正统，对我们来说都无讨论价值，然而在历来史家对陈寿以魏为正统的责难中，仔细读一下这些文字，似乎也能窥见一点陈寿的心意。
    在《华佗传》中，陈寿列举了华佗许多治病救人的善行及高超的医术，更以详尽的文字记录了华佗不屈于曹操的权势终于被杀的经过：
    佗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后太祖亲理，得病笃重，使佗专视。佗曰：“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佗久远家思归，因曰：“当得家书，方欲暂还耳。”到家，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太祖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检，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诈，便收送之。于是传付许狱，考验首服。荀彧请曰：“佗术实工，人命所悬，容含宥之。”太祖曰：“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遂考竟佗，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佗死后，太祖头风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及后爱子仓舒病困，太祖叹曰：“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
    这是一段很有价值的文字。它首先写出华佗“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说明华佗不以医为荣，更不以此骄人。曹操请治头风，佗据实告以难于近期根治，只可经常用药物缓解。他更不愿久在曹操手下为他效力，加以回乡心切，即借故还家。曹操需要他的疗治，他却不为权势所屈，终于触犯了这种人物，当然难逃毒手。即使荀彧爱才，说情也无济于事。令人悲哀的是，华佗的医书竟因狱吏畏怯不敢收留，而“佗亦不强，索火烧之”。然而，曹操也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爱子病死，使他有悔恨之心，这和前面杀华佗时那种“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的话恰成对照。在华佗的身上，曹操毁灭了人材，更毁坏了有价值的医学成果，曹操是一个罪人。陈寿如实地记述了这一名医的惨死，其惜才之心处处可见。
    在《王肃传》里，陈寿借魏明帝与王肃谈论学问的事，生动地记述了一则关于司马迁写《史记》的对话，那是极有价值的文献：
    帝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
    这段文字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可以看出，魏明帝认为司马迁借《史记》诽谤武帝，以报刑辱之恨，使他觉得“令人切齿”。而王肃有理有据地为司马迁伸张正义，先指出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从前代名贤的评论中说明司马迁的著作并无虚假成份。又以当时的《史记》中孝景、孝武两纪“有录无书”，以证实汉武帝“削而投之”的后果。在此基础上，王肃进一步指出，汉武帝并不因此善罢干休，他怀恨在心，在等待着报复的机会，终于得到了“李陵事，遂下迁蚕室。”由此便得出不可动摇的结论：“此为隐切在武帝，而不在于史迁也！”王肃以史实纠正被魏明帝颠倒了的历史，为史臣的做人及著述之难大鸣不平。更有价值的是他提供了曹魏时期《史记》中孝景、孝武两纪尚属“有录无书”的史实，可知今本《史记》中此二纪确为后世学者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