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圣（1963-），现执教于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主要从事美国文明史、史学评论的教学与研究。
    承刘宗绪教授信任，委托我代为编辑其学术文集《人的理性与法的精神--史学研究与历史教育论稿》。我在北师大前后工作了15年，其中来往密切、无话不谈、受教益也最多的同事之一，就是这位思想解放、智慧博学、达观幽默的大个子宗绪教授了。因此，如今能有机会为自己一向所敬重的这位前辈略尽犬马之劳，于我而言，确实是乐此不疲。
    一
    如同其副标题所示，本书是刘宗绪先生关于史学研究与历史教育的有关代表性成果的选集，较全面地反映了作者半个多世纪来问学治史、不断探索的学术思想成果。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本书从文明演进的新视角重新审视人类历史，以实事求是为学术取向，以生产力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评价历史的根本尺度，推崇人的理性与法的精神，对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法国大革命史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历史问题，加以重新阐释和深入讨论，见地深邃，文笔华美，令人耳目一新，恍然大悟。其中，《人类文明演进的历程（论纲）》、《论世界近代史的学科体系》、《试论热月政变的性质》等专论，尤显作者之史才、史德与史识。《人的理性和法的精神--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启示》，也是刘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本书的书名即借用自该文。
    本书正文由四大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分收入了5篇文章，既有《人类文明演进的历程（论纲）》、《论世界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等宏观史论，也有《论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等专题论文。第二部分，由《试论热月政变的性质》等11篇关于法国大革命史的专题论文组成。第三部分，除了与世界近代史教学有关的专题讲座外，还有刘先生独出心裁创作的演义体法国大革命史、对法国史元老沈炼之先生的回忆等文章。第四部分，选收了作者在文革前发表的关于巴黎公社的原则、世界近代史分期等当初引起很大反响的5篇文章。
    刘宗绪先生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世界史专家，而且还是一位平易近人的良师益友。其道德文章，有口皆碑。作为研究生导师，刘先生先后直接指导和培养了刘北成、熊志勇、姜芃、李玥、高韵青、刘援、龚晓庄、赵世玲、王渭忠、许虹、邓伟云、张帆、李立维、单福海、薛冰、黄传霞、龙宏甫、卢正涛、尹梅、侯小河、王燕平、陶颖、张丽萍、林永清等中青年学子。作为名师和专家，先生除了传道授业外，还通过学术讲座、主编教材等多种方式，泽被史坛，嘉惠学林。其中，刘先生主编的高教版卫星电视教育教材《世界近代史》自1986年初版以来，已印行达33万册，据我所知，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流布最广的一种世界近代史教科书。身为大学教授，刘先生最近十多年来还一直高度重视中学历史教学，并身体力行，多方努力，对推进该领域的全面改革与发展，功彰绩伟。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尽管时势不公、未尽其才，但无论是其学术成就、学术影响还是社会贡献，在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中国的史学工作者中，刘宗绪教授无疑应属于最为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之列。
    二
    应当特别说明的是，本书所有文章，均系首次结集。刘宗绪先生抱病审定了入选篇目。其中《英、法向资本主义转变道路的比较》，是刘先生未曾发表的一篇专题论文，选自他主编的国家“八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由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研究》第3章。《世界近代史教学与学生思维能力培养》、《罗伯斯比尔的悲剧》等文章，原载内部交流刊物《教学研究》、《法国史通讯》。本书所收各篇文章，发表最早的是《雅各宾派专政的资产阶级局限性问题》（1959年7月），最近发表的是《从文明演进的角度看历史》（2003年1月）。各篇文章最初发表的时间以及原发报纸、刊物、文集等的名称，均已在文末注明。
    本书附录部分，包括两篇评论刘宗绪先生主编《世界近代史》的书评和两篇对刘先生的访谈，其中最新的一篇访谈是2002年8月5日进行的《“热月政变”学案--刘宗绪先生访谈录》。这篇访谈录，原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刘北成教授提交给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杨念群教授于2002年秋季在北京主持召开的一次专题研讨会的交流论文（已收入即将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杨念群教授应允刘北成教授同意将本文收入本书。应补充说明的是，恕我闭目塞听，此前对于这篇访谈录一无所知，只是在2003年2月7日下午一个偶然的机会，才从当初也曾参加过该研讨会的一位朋友的聊天中获悉该文。我大喜过望，以为这篇访谈录对于读者了解刘宗绪先生的史学求索历程肯定会大有帮助，何况访问者刘北成教授当初是刘先生文革后直接指导过的第一届研究生班的学生，故而师生之间，无论访还是谈，往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也肯定别有一番学术意味。为此，我打电话与刘北成教授相商，希望能将这篇访谈录转载于本书，但他似乎颇多顾虑，表示已答应杨念群教授将本文收入会议论文集，又说对这篇访谈录不甚满意，等等。我觉得，《人的理性与法的精神》文集之编辑与出版，其初衷就是企图较全面地反映刘先生从事历史专业半个多世纪来的代表性的学术思想成果，同时也是为了祝贺宗绪教授70华诞。因而，若能将这篇师生之间的最新访谈收入本书，应该说是很有意义、也是很有意思的。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刘北成教授倾向于“宁缺毋滥”，但我还是决意将本文收入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