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改良派与革命派重视史学的经世功能，主张史学紧密地为现实政治服务，对于当时维新思潮和民族革命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史学毕竟只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对其没有正确的定位，把其作用夸大到了不适当的程度，显然是片面的，也是不恰当的。而且，他们过分夸大史学的社会作用，强调史学为政治服务也带来了不少弊端。
    首先，由于在一开始就设定了经世致用的目的，在这种目的论的引导下，史学只是被用来为政治变革作论证，往往成为其政治主张的注脚。他们把它和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说的是史学，关切的是其政治内涵，从而把政治的重要性放到了首位。强调的是史学的政治方向与对思想内容的要求，必须与社会改革紧密配合，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现实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不仅把史学当作推动社会变革的武器，而且直接当作党派斗争的工具，因而于史实也多各取所需，用以阐发各自的政治主张。对历史上的人物与事件，都用资产阶级的观点作了现代化的解释。如梁启超称王安石变法实行免役法是“世界上最名誉之革命”，条例司是“社会主义”；在《管子传》中，说管仲听政于民，“与近 代立宪政治合”，管仲重法治和官吏职责是“虚君政治”，“与责任内阁合”。革命派 把陈胜、洪秀全推崇为“民族革命英雄”云云，称革命在“中国从前也是很有人实行的 。就是独立自由的字面，也不是外国人创造出来的”[37]，等等，显然都是以今铸古， 为我所用，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其次，由于过分强调史学的政治性、功利性，对史学的求真与学术性未有足够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出于为现实政治变革服务的需要，他们不是把史学当作一种单纯的学术，因而缺乏学术上严肃的追求。虽说各人的情况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如章太炎、刘师培等还是比较注意学术本身，讲究求是。但从总的倾向看，不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大都热衷于救国论政，立论往往完全是从报刊宣传效果出发，而不是从史学学术性的角度来展开，其论著往往充斥着议论鼓动，议论多而史实少，甚至喧宾夺主，缺乏学术气息，这也正是当时两派的通病。他们重视的是其政治性与宣传效果，其政治意义显而易见超过了其学术意义。并且往往以政治性取代学术性，为了牵就政治，甚至不惜牺牲学术，以为其构筑现实政治主张的材料，这就严重妨碍了史学的健康发展。
    从其史学成果来看，由于强烈的泛政治化倾向，及对学术本身的不重视，加上一些重要人物多兼学者与政治家的复合身份，是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他们积极投身于维新或革命活动，既缺乏从容的时间，也无法投入更多的精力来从事学术研究，故这一时期史学的特点，除了翻译外国史著，或按照外国史著体例改编中国史书而外，缺少大部头有质量的史学专著，其史学论文也多浮浅粗糙，其中政治宣传多于学术研究，真正有学术意义的作品很少。与改良派史学相比，革命派史学的这种特点更加明显。因其关注的重点并不在学术，故没有朝向学科本身的发展而努力，致使学科的独立性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
    由于以政治性、功利性取代了求真与学术性，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急功近利和学术庸俗化的倾向。在这方面，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可以说是最极端的例子。他自述其撰述动机，虽然谈到“别白真伪，决定是非”，“舍伪从真”云云[38]（p.400），但其目的则是借攻击“伪经”而“托古改制”，为维新变法服务，并不惜用近代资产阶级的油彩涂抹在孔子的脸上，将他打扮成托古改制的先驱，因而它们不是单纯的学术性著作。他的目标在经世，在学理上则多牵强附会，其中考辨武断、曲解之处不少，甚至说《史记》、《楚辞》经刘歆窜入者数十条，出土的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葬以欺后世，等等。这不仅被同为今文经学的皮锡瑞指为“武断太过”，连其弟子梁启超后来也说：康有为好为依榜，“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39]（p.57）改良派的其他一些人物，也程度不等地存在这种情况。
    如果说，改良派有此弊端，那么，革命派在这方面更是推波助澜。其对史学内容所作的规定，即是要求紧紧围绕着“革命”两字。具体而论，约有两端：一是反映清朝统治的民族压迫，以激起革命的情绪；二是反映外国的革命传统及经验教训。这在当时对于推动革命，激发国民的革命意气等，还是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但在史学内容上未免比较偏狭，缺乏多方面、多层次的研究。由于具有鲜明的目的论和强烈的革命倾向，甚至光从其题目，也不难看出他们的史学祈向。革命派大力鼓吹民族主义，因而其史著往往都把种族或氏族问题作为首要的问题加以论述，而不少人积极投入反清斗争，其主要的动力是“种族革命”，在政治上带有种族革命的狭隘性，这在史学上也有明显反映。出于迫切的经世心态，其论著都带有忧国救时的使命感，无暇顾及学术上的追求，往往即兴成文，粗陋草率，显得鼓吹革命劲头有余，而学术研究功底不足。即使是像章太炎这样的“有学问的革命家”，虽说他认为治学应“合致和与求是二者冶为一炉”[40]强调二者的统一，并指出：“借古事以论今事，所谓借题发挥者，亦读史所忌。”[41]但在实践中也往往抛弃这一原则，以革命的热情投入论战，借史论政，不免有些弊病。
    在危难深重的上一世纪之交，以上状况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自然不应对其作出过于苛刻的批评。这里较多地论述了其经世致用局限性的一面，或许上述这样的分析已经过于严苛。但问题在于，在以往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对其进步意义已作了较多的肯定，而某些环节尚没有搞清，甚至在基本的资料方面也缺乏掌握，忽视了对其负面影响的分析。多年以来，人们对新史学思潮的认识，大多停留在对其代表了进步的潮流与方向的方面，或者最多只是指出康有为的“武断曲解”，而对梁启超的新史学及革命派的史学，说其局限也只是强调其历史观唯心云云，而很少对这方面的失误进行认真的反省。这当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因长期受到政治标准第一的评价尺度和思维模式影响的缘故。事实上，当时的同时代人已对他们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而长期以来，我们却将其作为对立面而加以讨伐，认为这些议论代表了落后、保守的倾向，对其缺乏应有的重视和足够的认识。我们不能回避这些值得探索的问题，否则就无法解释其学术成果为何很少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也无法解释此后的求真与非功利主义思潮的兴起及与之相互关系。因此，对于新史学思潮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时，实事求是地指出其正负两方面的作用，正是学术总结的需要。回顾百年来中国史学经历的曲折历程，深入探讨其经验和教训，将给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以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