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关于当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
    当代史学是一门综合学科和交叉学科，但归根到底属于史学的分支。因此，当代史研究也和其他史学一样，指导思想应当是而且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近些年来，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西方史学界出现了一股攻击、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潮。这股思潮也影响到国内，一些人指责唯物史观有“理论缺陷”，“已经过时”，并且鼓吹“指导思想要多元化”，说历史唯物主义只是一个“学派”，应与其他学派“地位平等”。要不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这对于史学尤其是当代史研究来说，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方向问题，而且是一个关乎自身学科建设的大问题。
    例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生，或者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陆获得胜利的原因，长期以来存在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看法。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生纯属历史的偶然，不过是因为共产国际支持，或共产党人抓住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机会，或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而造成的结果。事实真是如此吗？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正确认识，当代史研究便会从一开始就走上歧路，进入死胡同。再例如，建国后党在指导思想上有过失误，历史出现过曲折，甚至遭受过严重挫折。但当代中国史的主流究竟是曲折还是成就？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是延误还是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解放还是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对这一系列问题如果没有正确认识，当代史研究也是搞不好的。再例如，前一段时间国外公布了一些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有人便借此鼓噪，说什么北朝鲜是侵略者，中国人民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是“帮助侵略”，耽误了国内建设，并据此要求把《谁是最可爱的人》从中学语文课本中删除。可见，如果在当代史研究中不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不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衡量判断是非功过的标准，我们就不可能透过表面现象揭示历史的本质，就不可能从大量纷繁的事物中理清历史发展的主线，就不可能驾驭各种各样的史料而会被史料牵着鼻子走。现在有那么一些所谓的历史作品，由于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而陷入唯心史观，结果歪曲了历史的真实，产生了很不好的社会效果。这一现象从反面说明，坚持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关系到当代史研究的政治方向，也关系到当代史研究的学术性和科学性。
    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的“七一”讲话中指出：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这就告诉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我们应当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把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作为当代史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并在这个过程中，勇于和善于进行理论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
    第三，关于当代史研究的特点。
    当代史研究既然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它就和史学一样，具有鲜明的学术性和科学性。当代史研究是一门学问，是一项学术性工作，而不是政治工作，更不是宣传工作。它像其他史学一样，不仅要弄清历史发展的过程，而且要探寻其中的原因，总结其中的经验，发现其中的规律。但它与一般史学尤其是古代史研究也不完全相同，在具有学术性、科学性的同时，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现实性。这首先表现在当代史的研究必须遵守党关于建国后历史的各种决议、决定和指导性意见，特别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当代史学所要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这个国家的立国之本。站在不同阶级的立场上，用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来观察，对同样的事实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因此，从事当代史研究的学者，要自觉地把政治性和学术性、科学性统一起来，绝不能搞什么所谓的“价值中立”，不加区别地提什么“排除来自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思想权威的各种干扰”。境外也有人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无论他们抱有什么目的，用什么思想指导，也都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不可能在“选定研究课题”后就“终止使用自己或他人的价值观念”。
    其次，当代史研究的政治性和现实性还表现在涉及政治敏感问题的研究成果，发表时必须遵守“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原则上。这是因为，研究成果一旦公开发表，问题就由学术领域进入了宣传领域，而在宣传领域是有纪律约束的。当代史学工作者应当从当代中研究的特点出发，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辨别力，注意维护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懂得“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道理。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同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斗争，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诋毁人民群众的奋斗精神。他们的用心，说到底就是要用这个意识形态的“软武器”，摧垮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进而摧垮我们整个民族和整个国家。现在，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已经被他们用这样的“软武器”摧垮了吗？我们要引以为戒，不仅不能因为自己的不慎而为他们的攻击提供炮弹，而且还要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回击他们的攻击。在事关国家安危存亡的问题面前，当代史学者肩上的担子和手中的笔都重若千金，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
    再次，当代史研究的政治性和现实性还表现在它的资治教化、咨政育人的功能上。如果说一般史学都具有咨政和教化作用的话，那么，这一作用在当代史研究身上尤为明显。当代史学工作者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除了要总结历史经验、探寻历史规律外，还需要通过当代史研究不断挖掘建国以来人民群众在各个历史时期涌现出的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为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提供历史依据。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国后的半个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突飞猛进的半个世纪。然而近年来一部分群众特别是青年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心信念产生了动摇，其中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在当代史研究中一度对错误的研究比较多，而对成就的研究相对不够。在有的人眼里，似乎只有研究错误才是学问，而研究成就不算学问，是歌功颂德。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既然建国后历史成就是第一位的，当代史研究就理应把成就和经验的研究作为研究的重点。研究成就和成功的经验并不容易，有大量细致的工作要做，例如，要研究像“两弹一星”、浦东新区这样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也要研究普通人生活方式等不易被人觉察的进步；要研究它们的现象，也要研究这些现象的原因。对共和国历史中的失误，当代史工作者当然不能回避，但即使是研究失误，重点也应放在分析原因和总结教训上。要把好心犯错误的人同趁党犯错误搞阴谋诡计的人加以区别，并且多研究广大干部群众以各种形式对错误进行的抵制，而不应热衷于搞什么“深揭密”，过多描绘领导人犯错误的细节和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与恩怨，更不能混淆历史的主流与支流，把共和国的历史写成一连串错误的集合。江泽民同志在阐述“三个代表”思想时指出：“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各个历史时期，当然包括党犯错误的时期，党犯了错误，不等于党的性质、国家的性质就变了。苏东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指出和纠正党执政的失误时，大肆批判、全盘否定自己的历史，从而形成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失去信任和信心。这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史研究并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工人阶级政党能否巩固自己执政地位的重大而现实的政治问题。我们要记取苏东剧变的教训，绝不能自毁历史，重蹈他们的覆辙。当代史学工作者有责任用自己的研究成就告诉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从而增强和鼓舞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