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标志 着中国古代史学的终结和近代新史学的诞生。《新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最显著的特点 之一，就是梁启超重新界定了史学的性质、任务和研究范围，突出强调了历史哲学的地 位和良史的作用。他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凡 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 灵也。和合二观，然后学问出焉。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其主体，则 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 可也。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 史哲学者出焉。”梁启超所说的历史哲学，是指史家在研究客观历史的过程中运用哲学 的思辩方法，从历史事实中概括和归纳出理论体系，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然而研究历 史能否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关键在于历史研究者是否具备良史素养。梁启 超认为，传统史学之所以不能发现历史演变的规律，就在于古代史家不知探究历史进化 的轨迹。他说：“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从传 统史学对良史的评价标准来看，事实确实如此。先秦时期孔子所赞誉的“董狐，古之良 史也，书法不隐”，重在强调史家的纪事原则和直书精神；宋代史家曾巩所推崇的“古 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 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重在强调史家德、才、学、识的 修养；清代史家章学诚所要求的“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 人”，重在凸显史家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的相互关系。梁启超则明确提出评 价良史的标准在于能否揭示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泰西之良史，皆以叙述一国国民系 统之所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结果为主。”史家要做到叙述历史进 化现象而求得其演变规律，就必须具备历史哲学素养，重视史学理论。梁启超说：“历 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梁启超对良史的认 识，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史学关于良史范畴的内涵，而且达到历代史家理论认识的最 高境界，非常值得重视。
    梁启超关于史学性质与史家标准的理论，从历史研究的主体和客体两方面强调历史哲 学与良史在研究历史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对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启 示和借鉴意义。
    第一，史学理论建设是历史科学发展与繁荣的关键，如果没有理论作指导，历史学就 没有活力，将会逐渐失去存在的价值。20世纪以来，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一些 史家出于种种意图，强调史学的独立品格，宣称史学应当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影响，以 求得历史的真相为终极目的，不赞成把探究历史发展规律作为历史研究的目标。特别是 20世纪80年代，在结束“文革史学”的拨乱反正过程中，有些史学工作者鉴于依附政治 的影射史学泛滥和把唯物史观公式化、教条化的危害，提出研究历史应当回到乾嘉去的 口号，形成重考证而轻理论的学风。在这种史学思潮的影响下，90年代出现了抬高近代 新历史考证学派史家，而贬抑马克思主义史学成就的学术风气，批评唯物史观主张揭示 社会发展规律过于机械教条，形而上学，不再适合于现代史学发展的需要。时至今日， 仍然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史学没有理论。许多史学工作者在历史研究中只注意对具体历史 问题的研究，而忽视对理论问题的探讨。这种不重视理论的状况，正在极大地制约着中 国当代史学的发展，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的关注和重视。有的学者指出：“ 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在今天看来，历史学只有达到较高的理论层次，才能体 现出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真正发挥史学的作用。否则，即使史学著作具有鞶帨絺绣一般的华丽文采，达到雕龙谈天一般的考证技巧，充其量不过形同玩 物，仅供鉴赏而没有社会价值，最终必然导致史学的衰微。当前，史学理论建设仍然是 一个亟待加强的问题，应当使所有的史学工作者普遍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予以高度重 视。只有建立起更加科学和完善的历史学理论体系，才能有效地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与 繁荣。
    第二，历史研究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证相互统一的方法，两者不能偏废，更不能有所轩 轾，存在门户之见。梁启超强调历史哲学中主观与客观相互结合，表现为历史研究中理 论与实证相互统一。在历史研究中，史家或侧重具体事实的考证，或侧重理论思维的阐 发，两者共同促进史学研究水平的提高。然而有些学者把两者对立起来，认为只有考证 功力才是学问，而把研究理论视为空谈。我们认为，历史考证和史学理论是历史科学中 紧密相关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不可分割。历史考证只不过是历史研究的手段，而不是 最终目的。且不说后人永远无法穷尽历史的真相，即使考证清楚历史的真相，客观地记 载下来，而没有融入史家的思想，构建独立的理论体系，充其量只能是考证史实和汇纂 史料，而不是历史著作。这种考证史学体现的是史家的功力，而不是学问。史家只有在 具备考证功力，弄清楚真实的历史事实之后，对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结构有深刻的了解 ，发前人所未发，对后人有启迪，促进学术和社会进步，这才是历史研究的目的和史家 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史学的根本任务。历史与现实是相互联系的，所以史学注重考证与 强调理论也是辩证统一的。历史学强调考证在于认清历史的真相，而重视理论则是让世 人认识历史发展演变的规律。史家为探求古代历史的盛衰兴亡之故，才竭力寻求历史之 真；史家欲把对历史发展规律及其经验教训的认识正确表述出来，使今人有所思，后人 有所鉴，就必须上升到历史哲学的层次。换句话说，史家只注重考证而不重视理论，只 是史学的部分功能，而不是全部内涵；倘若把求真悬为治史鹄的，把功力当成学问，只 能停留在历史研究的较低层次。只有考证与理论并重，才能使中国历史学真正成为科学 。新世纪伊始，史学需要总结过去，开创未来，不论是对史学理论，还是对实证史学， 都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恰当的评价。只有坚持理论和实证相统一的历史研究方法， 才能建立更加科学和完善的历史学体系。
    第三，史学工作者应当自觉提高理论素养，肩负起时代赋予自己的崇高使命，使史学 研究工作更好地为现实社会服务。史家不仅需要具备注重考证和注重理论的史学意识， 还应该具备经世致用的价值观念。梁启超指出：“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 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 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明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 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 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史家治史如 果仅仅做到考证确凿，理论严密，而没有经世致用的意识，仍然有悖史学的宗旨。因为 不同历史时期的史学特征是由于不同时代的社会特点所决定的，史学不可能脱离社会而 凭空产生；而各种史学思潮一经形成，也必然要对社会产生影响，起到不同的作用。这 就要求史学工作者不断拓展史学的内涵，使之发挥更大作用。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新 史学的建设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研究“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二是考察“史 学与他学之关系”。古往今来，各种史学思潮尽管内涵不同，但经世致用的精神却是一 致的。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揭示出近代史学经世致用的内涵与价值：“居 今日而言经世，与唐宋以来之言经世者又稍异。必深通《六经》制作之精义，证以周秦 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为之经，以求治天下之理；必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证以 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以为之纬，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细察今日天下郡国利病， 知其积弱之由及其可以图强之道，证以西国近世宪法章程之书及各国报章以为之用，以 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夫然后可以言经世。”史学工作者的经世致用意识包括两个 层面：首先是促进史学自身的发展，然后是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历史考证固然可以促 进史学发展，不容忽视；但如果史学工作者把考证清楚史实视为历史研究归宿，不重视 历史学的社会价值，终究会阻碍史学的发展。特别是仅仅认为考证史学才是学问的观点 ，危害更大，因为不关心社会对史学提出的问题，史学就不可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 必然导致史学衰微；不考虑史学成果是否为社会需要，就不可能被社会所重视，就无法 发挥史学的作用。今天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应该正确处理好史学与社会的 关系，发挥史学在国民爱国主义素质教育中的优势，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