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对《学衡》杂志作者群的籍贯、学历和年龄分布做了详细的统计。探讨了不同年龄段作者间的学术传承，然后分析了主要作者的人生和学术命运。
    《学衡》是现代思想史上一个旗帜鲜明的同人杂志，作者的学术旨趣有相对的一致性。虽说其在办刊宗旨中明言“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可是作为一个同人杂志，不可能做到“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也正是其作者群思想观点的相对一致性，才能以文化保守主义的面目，因刊得名，以“学衡派”为名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留下浓重的一笔。
    一、《学衡》作者群分析
    《学衡》前后刊行79期，作者一百多人，现将除“文苑”、“杂缀”、“附录”三栏外，曾在《学衡》刊载作品超过三篇者共23人。在年龄结构上，《学衡》成员可分为四组：（1）1870年代出生组，2人。（2）1880年代出生组，3人。（3）1890年代出生组，9人。（4）1900年代出生组，3人。显然可见“学衡派”以1890年出生组为主力军。这种年龄结构与新文化运动主要人物的年龄结构非常相似（注：现将新文化运动主要人物出生年分组情况列举如下，以便比较：
    （1）1870年代出生组：陈独秀（1879）、吴虞（1872）、朱希祖（1879）；
    （2）1880年代出生组：鲁迅（1881）、周作人（1884）、沈严默（1882）、玄玄同（1887）、李大钊（1888）、丁文江（1887）；
    （3）1890年代出生组：刘复（1891）、胡适（1891）、傅斯年（1896）、罗家伦（1895）、沈雁冰（1896）、郭沫若（1892）、郁达夫（1896）、黎锦熙（1890）、汪敬熙（1897）。），然而双方的思想取向却截然异趣。这种情形一方面反映民初知识分子结构的复杂性，同时也说明“学衡派”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动机并不能以年龄差距来解释。
    次就地域分布而言，《学衡》作者已知籍贯者21人，其中江苏、浙江共10人，江浙人数最多。四川3人，湖南2人，安徽2人，余则分布在湖北、江西、陕西、广东等地。可见《学衡》作者大致以东南地区之学者为中坚，一般亦多以南派目之。不过，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也大多出生于这些地区。（注：比如：陈独秀（安徽）、胡适（安徽）、李大钊（河北）、钱玄同（浙江）、刘复（江苏）、鲁迅（浙江）、周作人（浙江）、吴虞（四川）。）可见现代学术史上所谓南北二派的分野，主要是治学精神与方法的差异，而不是地域分布的界限。
    再从教育背景上看，《学衡》作者群中受过完整旧式教育的亦居少数，只有4人。在国内受过高等教育的6人，在国外拿到硕士以上学位的有9人。也就是《学衡》作者中受过新式高等教育的占绝对多数，他们对西方文化有着相当的了解。类似的是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的教育背景与其非常相似。但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早期领袖除胡适外，大多为留学日本出身，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陈独秀、钱玄同等均是。新文化运动者心目中的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水火不容，而《学衡》诸人所鼓吹的西方文化却成了维护传统文化的利器。这种差异非常值得重视，它一方面显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待西方文化不同的吸收方式，可以影响到他们对本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另一方面也反映西方文化并非一个同质而统一的整体。正如史华慈（B.I.Schwartz）所言：“西方文化也和中国传统一样，充满着各种对立、冲突、矛盾的观念和价值体系。”[2]（P.84）也正如罗志田所言：“五四以后思想界的争论各方的主要思想武器均是西来的。对中国人士来说，需要解决的问题仍是‘中国’的，但那时提出的解决方案，即参与竞争的各种观念主张之中，纯粹‘中国’者已不复存在。”[3]（P.30）最后从师友、师承关系上讲，《学衡》作者群的组成，主要有三部分人：一是东南大学（即南高师）的师生；二是清华大学及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师生；三是其他与该刊思想观点、半数以上是清华学校出身留学美国的归来者。每一部分又呈现不同的层次，东南大学（南高师）的师生有三个不同的层面。老师辈的如刘伯明、梅光迪、胡先骕、吴宓、马宗霍、汤用彤、燕华、李思纯、萧纯锦、柳诒徵、徐则陵都是留学归来，学有所成的学人。学生辈分为两类：一类是东南大学英语系--西洋文学系的毕业生赵思伯、赵万里、浦江清、孙雨延、陆淮钊；因吴宓的关系，英国人沃姆介绍的香港大学生：郭斌靺、胡稷咸、朱光潜。[4]（P.249）另一类是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改制过程中毕业的文史部--历史系柳诒徵教授（注：吴宓在《吴宓自编年谱》中写道：“南京高师校之成绩、学风、声誉，全由柳先生一人多年培植之功，现时东南大学之教授人才，亦以柳先生博雅宏通为第一人。”（《年谱》第228页））培养的学生：缪凤林、景昌极、张其昀、王焕镳、徐震堮、束世徵、向达。这些学生，在《学衡》后期，大多晋升为教授，成为各自学科的知名学者。属于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及国学研究院的同学、同事、学生有：刘永济、刘朴、吴芳吉、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张荫麟、刘盼遂。
    第三部分的著名学人有：林损、黄节、叶玉森、郑鹤声、瞿方梅、陆懋德、钱稻孙、汪辟疆、孙德谦、杨成能等。
    这里需要指出几位著名学者的学术背景与学术关系。柳诒徵为光绪秀才，曾师从缪荃孙（字筱珊，号艺风老人），后又留学日本，回国后任教于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他曾一度被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聘请为陈家的塾师。柳诒徵与章太炎的关系也相当密切，1922年6月章太炎致书柳诒徵说自己订孔、反孔“妄疑圣哲”，“乃十数年前狂妄逆诈之论”，这在《章氏丛书》中业已刊落，“不意浅者犹陈其刍狗”，“足下痛与箴砭，是吾心也，感谢感谢。”[5]（P.321）马宗霍是章太炎的学生，吴宓也曾拜黄节为师。王国维原是《国粹学报》的作者，其《人间词话》最初便是刊于此学报。同时王国维与张尔田（注：张尔田（1874-1945），原名采田，字孟劬，号遁堪，浙江杭州人。清举人，曾任刑部主事，知县。辛亥革命后闲居。1914年清史馆成立，任纂修。1915年，应沈曾植邀请，参加编修《浙江通志》。1921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学、光华大学、燕京大学、任中国史及文学教授。后在燕京大学哈佛学社研究部任职。1945年2月15日晨北平病逝。）、孙德谦（注：陈德谦（1873-1935），字受之，又字益庵，江苏元和（今属吴县）人。少习声韵，训诂，尤推尊徐锴《说文系传》。进而赞扬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之学。后又改事会稽章学诚，习《文史通义》。历任江苏通志局纂修。江苏存古堂教员、苏州东吴大学、上海大夏大学、交通文学、政治大学教授。）还有一种特殊的学术关系。张尔田是《清史稿》主要作者之一，并著有《史微》、《玉溪生诗年谱笺》等书。其弟张万田（东荪）为著名哲学家。孙德谦著有《诸子通考》《汉书艺文志举例》、《太史公书义法》等。王国维一生的学业受罗振玉、沈曾植（号乙庵、治蒙元史及西北地理，被清朝遗老推崇为光、宣间的“硕学通儒”、“同光体之魁杰”）的影响和帮助较大。1915年沈曾植主持编纂《浙江通志》，王国维、张尔田、孙德谦结为好友，“时人目为海上三子”。[9]（P.193）《学衡》创刊后，吴宓1923年9月3日亲自到上海拜访孙德谦、张尔田。据《吴宓日记》记载：“二先生各赠予及同社诸君书数种。二先生皆允竭力助《学衡》以国学稿件。孙先生并已作成二三页之文，定以后按月寄交。详细办法不具录。予不禁为《学衡》前途庆，而益增其奋励图谋之志。且二先生确系学术湛深，议论通达，品志高卓、气味醇雅。其讲学大旨，在不事考据、不问今古文及汉宋门户之争，而注重义理。欲源本经史，合览古今，而求某一贯之精神哲理，以得吾中国之真际。其所言类皆条理分明，沽解精当、发人深省。不能一一记。予窃自念，昔恨不早十年遇白壁德师，则不至摸索彷徨，而西学早入正轨。今又恨不早二十年遇孙张二先生，则不至游戏无事，虚度光阴，而国学早已小有成就。及今始知之而悔之痛之，亦命也夫！”[7]（P.250）经过吴宓这番努力，孙、张二人加入《学衡》作者队伍，大助其声势。
    对于“学衡派”与国粹派之间的师承关系，郑师渠认为：“这一方面表现为前者与后者有直接的师友之谊：学衡派多为东南大学教授，骕、梅光迪更早在1915年即有诗作在《南社集》发表，二人后且列籍‘南社’会员。而原《国粹学报》主笔及‘南社’的主要发起人陈去病，也正‘主教东南大学’。特别是吴宓，还在《国粹学报》时代即崇拜黄节的诗，后更成其入室弟子，故《学衡》刊黄节诗最多。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学衡派毫不隐晦自己承国粹派的余绪，而以新一代的国粹派自居。《学衡》杂志标明自己的宗旨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高举的同样是保存国粹的旗帜。吴宓说，‘为保国保种之计’，尤须保存国粹，‘如是则国粹不失，欧化亦成，所谓造成新文化融合东西两大文化的奇功，或可企致。‘学衡’派倡言国粹，一头连着白壁德，另一头连着黄节、陈去病，本身就极具象征性，说明国粹派的文化思想与现代保守主义是怎样的一脉相通。”[8]（P.332）
    综上所述，可知《学衡》杂志作者虽以留学欧美的新知识分子为中坚，却还网罗了许多旧式学者，与五四前后的国粹派、南社等保守势力又有密切的关连，学衡派实为一个相当复杂的文化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