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光迪是《学衡》杂志的另一位核心人物。郭斌闿认为梅氏：“博窥群籍，于中西文化均能洞见阃奥，详悉其源流正变异同修短，治学喜纵大体，为哲学式之参悟，及艺术式之欣赏，如英国之约翰生，美国之爱默生，皆平生所祈向者。”[12]（P.147）梅光迪继承了儒家述而不作的传统，一生留下的文字很少，侯健言“论著作则薄薄一本文录，连日记带家书和提案不足七十七页，此外还附了三篇英文的，以及未收入而在《留美学生月报》上找得到的两篇半，也只得十万上下。”[13]（P.259）其著作“报纸性远大于学术性。最简单的证据，是他的文章，没有一篇是加过脚注的。此外，往往发表了意见，却缺乏发挥与支持，使人无法了解他的结论，是怎样下得来的。”[13]（P.260）
    可以说，梅光迪在思想史上的意义远大于他在现代学术史上的意义。他对传统的认识，半自因袭，半自白壁德，也许未必深入，但他的特殊条件，却使当时的人不能漠视他的见解。我们要了解梅光迪对儒家思想的特殊认识，首先是必须了解儒家思想的特殊语境。
    儒家思想之所以成了问题，是鸦片战争后西方文明冲击的结果。一开始大家都想从自身的传统中找到答案，最典型的是倭仁（注：关于倭仁的保守思想分析，请参考李细珠的博士论文“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版。），希望“以不变应万变”，显然昏庸老朽，不切实际。后出的张南皮的“体用之说”，在让步中已显现了无可奈何的意味。到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名义上是为儒学寻找新的见解，实际是“思想史的大飓风，是怀疑论的飓风”，[14]（P.40）已经开始挖孔庙的墙角了。民国初建，袁世凯恢复祭孔，要在宪法里规定儒教为立国大本，加上辫子军的入京，的确使儒家抬不起头来。《新青年》的出现，也正是时势造英雄，所向披靡了。梅光迪此时挺身维护儒家思想，未开始就知道其失败的命运，与倭仁相比，平添一种“悲凉”的意味。与黄侃、刘师培、林纾等“国故派”人物来说，梅光迪对儒家思想的理解有了希腊哲学、人文主义的背景，放言立论更注重儒家思想的“世界性”一面。
    梅光迪在《学衡》上先后发表了《评提倡新文化者》（第1期）、《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第2期）、《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第4期）、《现今西洋人文主义》（第8期）、《安诺德之文化论》（第14期）等。
    在《评提倡新文化者》中，梅光迪认为“若政治法制，则源于其历史民性，隐藏奥秘，非深入者不能窥其究竟。而又以东西历史民性之异，适于彼者，未必适于此，而仅恃模拟而已。至于教育、哲理、文学、美术，则源于其历史民性者尤深且远。窥之益难，采之宜益慎。故国人言政法制，垂二十年，而政治法制之不良自若。其言教育、哲理、文学、美术，号为新文化运动者，甫一启齿，而弊端丛生，恶果立现，为有识者所论病。惟其难也，故仅易开方便之门，作伪之途，而使浮薄妄庸者，得以附会诡随，窥时俯仰，遂其功利名誉之野心。”[15]梅光迪看到了政治文化的民族性、历史性，是其深刻处，但却以这种历史性、民族性反对“政治法制”的变改却是其顽固昏朽之处。中国的政治保守主义者总是以“国情”特殊论为借口，反对政治革新。朱学勤说：“从政治遗民到文化遗民，再从文化遗民至政治新民，多半在遗民的第一代后半期发生，至迟也难拖过第二代。一跃而为文化清流，这是螺旋左半圈；二跃而为政治犬儒，这是螺旋的右半圈；如此超越再超越，画完一个圈，也就落到地面实现了从文化到政治的软着陆，完成一代士人对新王朝的强权认同。”[16]（P.6）梅光迪后来当了七年的国民参议员，从文化清流变成了政治犬儒。但是，“不以言举人，亦不以人废言”，梅光迪自有其思想史上的价值。
    骕（1894-1968）作为学衡派的核心人物，具有独特的意义。骕，字步曾，号忏庵，江西省新建县人。1909年9月自南昌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1912年秋江西教育司考选赴美留学生，正取骕等五名，并于1913年2月赴美，入加州柏克莱大学农学院习植物学。1914年与同学好友胡适、任叔永、赵元任、杨杏佛、周仁、秉志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并于次年创办《科学》杂志。
    1916年11月，骕获植物学硕士学位后回国，被聘为江西省庐山森林局副局长。1918年7月被聘为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林专修科教授。1923年出任东南大学生物学系主任。同年秋，再次赴美，入哈佛大学，攻读植物分类学博士学位，1925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先后执教于东南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组建静生所，与好友秉志等创立生物调查所，并成立中国植物学会。骕自然科学上的成就不是本文所能评价的，但骕作为中国现代植物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的地位是人所共认的。1940年10月，骕出任国立中正大学校长，1944年6月辞职，后专事学术研究。1949年后，出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骕在人文学科、旧体词创作、教育理论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是老一代学者中文理兼通的学贯中西的典型人物。但是对于这样一位在1949年后早就远离政治，成就卓著的植物学家，政治并不放过他。1955年，李森科在苏联已遭到批评，而在中国仍然对之视若神明。骕在这一年出版的《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中，因对李森科“创造性达尔文主义”的一些观点提出异议，该书被全部销毁。195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纪念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大会上，骕受到了政治批叛。[17]（P.38）“文革”中备受折磨，1968年7月16日于悲愤中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