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衡》主要作者的学术成就及其个体命运
    《学衡》创刊之后，声势颇盛，同时又与《史地学报》、《湘君季刊》、《文哲学报》、《亚洲学术杂志》、《国学丛刊》和《华国月刊》等刊物遥相呼应，共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号召，聚成一股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不小势力。但这种盛势并未维持多久，实际繁荣期也就是开头的东南大学三年期间。这与主要作者的个体命运及其作者群的聚散有相当大的关系。
    刘伯明治西洋哲学，著有《西洋古代中世纪哲学史大纲》、《近代西洋哲学史大纲》等。刘伯明作为东南大学的实际主持人，对大学的发展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据其学生张其昀回忆说：“当临殁时，他问师母：‘你是那一系的学生？’他真是为母校而牺牲的，我们很纪念他。”[9]（P.4）
    刘伯明主张学校要有一种“朴茂”的校风，不要有铜臭、不可有官气。关于德育，刘伯明非常强调精神修养的重要性，其言曰：“吾国古来学风最重节操，大师宿儒，其立身行己靡不措意于斯。所谓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节，最能形容其精神。”[9]（P.5）同时他亦注重科学训练对学生求真精神培养的巨大作用，经常强调：“吾人生于科学昌明之世，苟冀为学者，必于科学有适当之训练而后可。所谓科学之精神，其首要者，曰惟其是求。惟其如此，故其心最自由，不主故常，盖所谓自由之心，实古今新理发现必要之条件也。”
    东南大学之所以在成立两三年之内就得社会的高度评价，如著名史学家梁敬镦（和钧）曾谓：“所设文史地部、数理化部教育专修科，农商专业修科，皆极整齐。尤以所聘教授，皆一时英秀；故校誉鹊起。……北大以文史哲称著，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文史哲教授实不亚于北大。”[9]（P.91）这是与刘伯明世界性的办学理念分不开的。他能兼容并包，支持、帮助创办《学衡》，在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如《学者之精神》（1期）、《再论学者之精神》（2期）、《杜威论中国思想》（10期）、《评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3期）、《论学风》（16期）等。
    刘伯明著文、讲演、持论比较稳健、公正，既有对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过激言论的批评，同时对文化保守主义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反对新文化运动也有尖锐的批评。
    在《共和国民之精神》一文中，他认为：“盖共和国精神非他，即自动的对于政治及社会生活负责任之谓也。数年以来，国人怵于外患之频仍，及内政之日趋腐败，一方激于世界之民治新潮，精神为之舒展，自古相传之习惯，缘之根本动摇。所谓五四运动，即其爆发之表现。自是以还，新潮漫溢，解放自由之声，日益喧聒。此项运动，无论其缺点如何，其在历史上必为可纪念之事，则可断言。盖积习过深之古国，必经激烈之振荡，而后始能焕然一新，此为必经之阶段，而不可超越者也。在昔法德两国，亦经同类之变动。今日吾国之新文化者，即法之百科全书派也，今之浪漫思潮，即德之理想主义运动也。其要求自由，而致意于文化之普及，藉促国民之自觉，而推翻压迫国民之制度，则三者之所共同。惟今日之世界民治潮流较为发达，其影响之及于我国者，亦较深且巨，斯则同中之不同也。”[10]
    刘伯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正面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然后进一步提出：“自由必与负责任合”[11]的共和精神。他认为“真正之自由与负责，审而观之，实同物而异名。惟负责而后有真正之自由，亦惟自由而后可为真正之负责，今用两名，特从通常之释诂耳。”[12]不难看出，刘伯明对“自由”的理解是存在误区的。假如我们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输入自由主义理念的严复阶段，第二阶段为张扬自由主义努力不懈的胡适阶段，第三阶段为直接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言说对接的殷海光阶段，那么，严复单单基于英格兰自由主义基础上的自由主义言述还保有理论的基本可靠性，而胡适以易卜生主义解说自由主义的谬解已经较深了，所以他只能说出些“个性自由”，“好人政府”一类的话来。[11]（P.283）刘伯明对自由的见解与胡适类似，把自由等同于个性解放，等同于个人权利。但是，刘伯明能把自由列为共和精神的内涵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理论贡献。
    当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时，刘伯明没有象其他文化保守主义者那样一味赞扬此书，而是以科学的态度严肃认真指出因梁漱溟不懂西方中世纪文化，以偏概全而滋生出的误解。正是这种一方面积极扶植具有独特文化品格的《学衡》，同时又清醒于文化时势的襟怀，使之能团结一批长于中西之学的学人，聚首南京。
    可惜的是刘伯明1923年11月24日因患脑膜炎遽逝，年仅38岁。次日开追悼会吴宓作了很长挽联，其上联曰：“以道德入政治，先目的后定方法。不违吾素，允称端人。几载绾学校中枢，苦矣当遗大投艰之任。开诚心，布公道，纳忠谏，务远图。处内外怨毒谤毁所集聚，致抱郁沉沉入骨之疾。世路之崎岖，何至厄才若是。固知成仁者必无憾，君获安乐，搔首叹天道茫茫。痛当前，只留得老母孤孀对泣。”其下联是：“合学问与事功，有理想并期实行。强为所难，斯真苦志。平居念天下安危，毅然效东林复社之规。辟瞽说，放淫辞，正民彝，固邦本。撷中西礼教学术之菁华，以立氓蚩蚩成德之基。大业初发轫，遽尔撒手独归。虽云后死者皆有责，我愧疏庸，忍泪对钟山兀兀。问今后，更何人高标硕望领袖群贤。”[4]（P.254）
    1923年11月25日夜，东南大学口字房失火，全部焚毁，吴宓说：“偕凌其垲君走观。大光熊熊中憬然悲叹，若有鬼妖来云此盛筵之已终者。”[4]（P.254）随着刘伯民的去世，东南大学《学衡》作者群也很快解体，《学衡》的盛期也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