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去古未远。春秋末年，站在卫国都城上，还可以看见城外的戎州（《左传·哀公十七年》）。直到战国之末，中原之外的周边地区，还在原始社会中漫步。这为诸子百家谈古论今提供了参验的对象，使他们对上古社会能够作出较为正确的推测。例如墨子说：“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墨子·辞过》）。今天的考古学研究证明，人类早期确曾经历过穴居时代。《庄子·盗跖篇》描述的有巢氏之民、知生之民时期，物质财富极度匮乏，婚姻家庭上“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大概与原始先民的实际生活状况相去不会太远。《礼记·礼运》所说的上古大同社会，没有压迫和剥削，但物质生活艰难困苦，是合乎古代实情的。《吕氏春秋·恃君览》的作者，大概是参验了周边少数族的情况，来推测上古社会的：“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正是原始生活的真实写照。战国诸子对上古社会的这些认识，为后世的进一步探索研究有足资参考的意义。
    诸子书中还提出一些整理古史的原则。
    刘勰曾经指出：“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文心雕龙·史传》）。这的确也是战国诸子述古时所犯的通病。诸子造说时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神人递嬗，界限模糊。神话化的人和人格化的神联袂而至，使人眼花瞭乱。理智者必须持以谨慎的态度。孔子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他主张：“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子张》），不要去牵强附会。对于文献不足征的夏、殷之礼，他就不去乱讲。战国诸子喜欢用简单比附的手法，把先王分为两大类：要么集至德于一身，要么是天下罪恶的化身。这种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在孔子时代已经出现了，孔子的学生子贡对此表示不满。他认为：“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孔门的这种朴素的辩证思维方法，对后世史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庄子说：“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庄子·人间世》），确也道出了实情。孟子指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因为照他看来，“仁人无故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虽然他所定的标准不一定准确，但他提倡反思，不迷信书本，敢于摈弃无稽之谈，这对后世史识的培育起了启迪作用。到屈原，对于古往今来、天地万物都敢怀疑：“遂古之初，谁传导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天问》）韩非更进一步提倡“参验”，重事实根据，认为“无参验而必之者”，非愚则诬。这种大胆怀疑、实事求是的学风，对培养后世史学的实录精神和甄别史料提出了指导方针。可以这样说，中国史学“阙则传阙”、“疑则传疑”、“考而后信”的优良传统，在先秦时期业已出现。孔、孟等人的开创之功不可没。
    孟子曾经慨叹诸侯人为地破坏历史典籍。荀子更进一步指出：五帝以前不是没有贤人，我们却不知道；五帝并非没有善政，而我们无从了解；禹、汤的善政并不一定比周人少，但我们所知道的并不多。这都是时代久远的缘故：“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是以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荀子·非相》）。荀子正确地揭示了史学典籍的自然淘汰规律。他提倡详近略远，厚今薄古，这同史学家必须遵循的方针是相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