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李贽认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指出尧舜和平常人一样，圣人和凡人一样，都是平等的。这样就把封建社会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一概否定。王侯将相和普通老百姓一样都是人，富有人和贫苦人所享受的权利一样，这才是“真平等”。特别是受教育方面，男子有受教育的权利，女子也同样有受教育的权利。李贽针对道学家们所谓“女人见短，不堪学道”的说教，指出“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1]《焚书》卷2《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李贽揭露了道学家歧视妇女的错误，指出女子和男子有同样的见识和能力，在招收门生时不论男女，以实际行动回击了道学家们的谬论。这些思想都可看出，李贽思想资料中有许多新的因素。他赞扬促进历史进步的人物，称颂有功于历史的伟人，主张男女平等，给有益于历史的女杰以高度的评价。从李贽的历史观看，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他主张历史总是向前演变的，他反对因循守旧的历史观，这是李贽历史观的总脉络和总趋势。
    其三，颂扬历史上的革新人物，目的在抨击当时因循守旧的腐败政府。李贽对商鞅、韩非、申不害的变法，认为皆有“一定之学术、非苟苟者，各周于用，总足办事”[1]（《焚书》卷5《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给予肯定的评价。对秦始皇、李斯十分推崇，称之为“豪杰”，赞颂“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7]（《史纲评要》卷4）。对因循守旧，左顾右盼的儒家则批评他们“自己既无一定之学术，他日又安有必成之事功耶？”[1]（《焚书》卷1《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因此对儒家的显要人物孟子、董仲舒、朱熹都大加贬议。指出，这帮人“虽名为学而实不知学，往往学步失故，践迹而不能造其域。”[3]（《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后论》）而对善于理政的桑弘羊则认为是“富国名臣”[3]（《藏书》卷17）。对张居正则称之为英杰宰相。李贽很推崇何心隐，因为此人除了学术上的“异端”，即批判封建理学之外，许多见解反映了市民思想。明王朝以及明代士人，大多因循守旧，苟且偷安，大多贬斥革新，何心隐之被害，便是一例，李贽却大声疾呼，为其鸣不平。
    其四，肯定林道乾、宋江，目的在抨击冠履倒施专制而腐败的王朝。万历年间，曾在闽、粤海上活动的林道乾，当局称之为盗贼，欲痛剿之，李贽却认为林道乾之所以在海上横行是因为“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他在历述当朝对林道乾的征剿之后说，连倭寇也被平息了，“然林道乾犹然无恙如故矣。称王称霸，众愿归之，不肯背离，其才识过人，胆气压乎群类，不言可知也”，并称林道乾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1]（《焚书》卷4《因记往事》）林道乾当时活跃于福建、台湾、广东沿海，其成员主要是不堪地主压迫的农民，从事海上活动后主要是经商。据《神宗实录》所记，林道乾“盘据山谷，聚众数千，据膏腴之田，以自安固，至今无可奈何”[8]。既据山谷，又据膏腴之田，是有一个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所以能“横行”三十多年。李贽这样称颂林道乾，是具有勇气和叛逆精神的，这种思想和当时的假道学家完全是对立的。
    李贽对《水浒传》也有过许多评议。在《忠义水浒传序》这篇文章中认为，“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今观一百单八人者，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其忠义之心，犹之乎宋公明也”。又说：“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1]（《焚书》卷3）李贽对水浒的评价很有见解，他歌颂水浒皆忠义之士，指出宋江等人皆“专图报国”，“心在朝廷”。李贽是个爱国主义者，他见明王朝吏治腐败，江河日下，自然痛心疾首。因此，对宋江等“身在水浒，心在朝廷”的人是很推祟的。农民战争归根到底无非是想换个好皇帝，过上太平的日子。农民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他们在发动起义之际，有推翻腐败封建王朝的雄心壮志，却没有可能设想建立一个有别于封建王朝的国家。因此，李贽认为宋江这些人虽然起来造反，却是为了朝廷，为了国家。这种见解，虽然有受时代局限的一面，未能指出宋江所忠义的政权，是不足以把中国的社会改造好的，但李贽指出农民起义是“身在水浒，心在朝廷”却是历史的事实。
    不过，上面所说的宋江心在朝廷，这里的朝廷是象征性的名词，是不能和当时的明王朝划等号的，因为当时的朝廷处于“冠履倒施”的不正常现象。正如李贽指出的：“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犹以小力缚人，而使大力者缚于人，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1]（《焚书》卷3《忠义水浒传序》）真是一针见血，他认为，“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是对的，而“以小贤役人，大贤役于人”是不合理的，人心是不能悦服的。明王朝的统治者尽是一些无能之辈、不肖之徒，而林道乾、宋江这类有大贤、大德的人却被当成叛逆加以诛剿。如果让这些有德、有才的人到朝廷任职，自然要比朝中那些不肖之徒强出许多。可知，李贽的“朝廷”是要有个开明的朝廷，大贤大德的朝廷，并不是腐败无能的朝廷。
    李贽由于受时代局限，不可能给农民战争指出一条出路，而且事实上，在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也只能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完善到衰败，而不可能建立一个真正的所谓农民政权，来取代封建政权。从这一点来说，李贽赞扬“身在水浒，心在朝廷”的宋江也就可以理解了。而李贽当时虽然看到封建道统对社会的束缚，从而产生了对孔子儒学的抨击，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和鞭挞，但他同样找不到一条真正的出路。事实上，他仍然希望有个修明的社会，而这个修明的社会首先是要有个好的皇帝，从宋江的“忠义”吸取历史的教训。所以，他在《忠义水浒传序》中指出：“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比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军国之枢，督府专阃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读也，苟一日而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否则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干城腹心，乌乎在？在水浒。”[1]（《焚书》卷3）这段话很深刻，如果当道者能以水浒为借鉴，去掉水浒所反对的那些弊政，重用宋江、林道乾这类有才能的人，改变“大贤处下，不肖处上”的局面，国家就能搞好。这是李贽评水浒真义之所在，也是李贽叛逆精神和历史局限性互相交织的表现。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李贽推祟宋江、林道乾，其对立面都是专制而腐败的王朝，都是那些不肖之徒当政，逼得那大贤、大德之人，落草为“寇”。这正是当时明王朝的写照。
    上面四点，我们可以看到李贽在评价历史人物方面，是抱着和传统历史观相敌对的态度，是从颠倒历史的角度，来审视历史人物的。正如他在《读书乐引》中所说的：“天幸生我大胆，凡昔人之所忻艳以为贤者，余多以为假，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弃者、唾且骂者，余皆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1]（《焚书》卷6）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历史人物，李贽认为对历史上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都要推翻，对被枉评的历史人物，应为他们“辨雪”，即重新评价。
    李贽不论是非孔，还是颂扬秦始皇、武则天，尊宋江、林道乾为大贤，都是针对着假道学的。假道学家们，是以他们自己定下的标准，即贵人和贱人、贤人与不肖、君子与小人，来评价历史人物的。因此，这些人定的标准是维护封建政权，维护封建道德标准而不是客观标准的。假道学宣扬“天生圣人”，他们的言论、意志就都是正确的，都是真理。对此，李贽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指出“致之一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贵，在侯王可言贱”[9]（《明灯道古录》。在李贽看来，天子和庶人都是平等的，不应有贵贱之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主要是看对历史是否作出贡献，看其品德和为人，而不是看他那些伪善的表白和宣言。这些就是李贽评价历史人物上和假道学的根本分歧。
    原文参考文献：
    [1]张建业。李贽文集：第1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神宗实录：卷369[z].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3]张建业。李贽文集：第2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张建业。李贽文集：第3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耿天台先生全书：第1卷[z].武昌：武昌正信印务馆。
    [6]张建业。李贽文集：第5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7]张建业。李贽文集：第6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8]万历实录：卷3[Z].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9]张建业。李贽文集：第7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