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而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党，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①做为国民党领袖、中国抗日军队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既有把民族利益放在阶级利益之上，联共抗日，对国家和民族作出贡献的一面；也有继续充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坚持独裁统治，反人民反民主，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一面。尽管蒋介石在抗战时期，坚持独裁统治，反人民反民主倾向始终存在，但抗日倾向是其主要的一面。本文试就蒋介石在抗战中的政治表现作一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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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自“四·一二”政变，建立南京国民党政府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对内竭立强化国家机器，长期实行反共反人民的独裁专制；对外为了求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一贯实行媚外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一再采取妥协退让和奉行不抵抗主义。“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明知日本帝国主义即将以武力吞并东北，他却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集中30万大军并亲自任总司令，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军事“围剿”。不惜将东北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民族的敌人。“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兴起。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错误政策②。他在这一错误政策的指导下，先后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造成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但是蒋介石对日的妥协退让，不仅没有达到其“让出东北，以使日本担保中国本部18省完整”的目的，反而使“日本图华之野心日益显著”，这就迫使他不得不重新考虑和调整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在对日关系上，他开始日渐强硬起来。一方面不放弃和平的企图，另一方面也作好了牺牲的准备。他在土肥原通令宋哲元宣布华北自治的最后期限到达的前一天（1935年11月19日），严正指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③其后，他指示与日本谈判的首席代表张群说：“以完整华北行政主权为今日调整国交最低之限度。”④次年1月，蒋介石又严厉拒绝了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的所谓“广田三原则”。随后他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任何国家要来犯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⑤会议在蒋介石的支持和建议下，拒绝了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
    蒋介石在这期间还着手进行了抗御日本大规模侵略的一些准备工作。他于1935年和1936年，曾两度视察四川、云南、西康、贵州、陕西等省，准备必要时把这一地区作为同日本进行最后较量的基本军事基地。与此同时，他还亲自主持制定了三年国防计划。其主要点是：第一，积极争取国际支援，特别是争取苏联的支援；第二，实行币制改革，为以后战争的巨耗准备财源；第三，在一些新的战略要地如上海、南京、长江沿岸和海岸的险要地区，修筑国防工事；第四，在交通方面，迅速修通粤汉路、浙赣路，延伸陇海路，新建苏嘉、湘桂、湘黔、黔桂、滇越、成渝等铁路，新建滇缅、桂越、甘新、川康等战略公路；第五，在军事方面，增编全国陆军，修建和扩大兵工厂，加强部队装备，实行兵役法，招募和征集新兵；第六，在文化教育方面，振兴国民精神，保护和转移北平等地的文化古物，并准备撤退沿海地区的高等学府等等。
    在这期间，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他在军事上继续“围剿”红军的同时，多方派人通过各种渠道同共产党秘密接触，谋求“政治解决”以期尽快结束内战。1935年11月，蒋介石指示南京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等接触，建议中共驻共产国际派员回国牵线搭桥，促使国共两党接触谈判；与此同时陈立夫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委派早年曾参加过“觉悟社”的谌小岑与中共中央北方局以及上海地下党秘密联系；随后宋子文通过宋庆龄请董健吾去陕北直接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愿意同中共谈判的消息。经过国共双方多渠道的接触、商定，终于派出了各自的正式代表，在南京坐在一条板凳上开始谈判。这次秘密谈判虽然没有达成一致的协议，但两党之间的对话毕竟开始了。
    但是，此时蒋介石与中共进行秘密谈判，其目的是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由他改编。正如他后来所说的：“我对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须解除，而后对它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⑥这种“政治解决”理所当然的受到了中共的拒绝。于是，蒋介石便调集大军“围剿”刚刚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立足未稳的红军。1936年12月初，他亲赴西安督战，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但此时已与中共秘密达成统战协定的张、杨决心联共抗日。他们在“哭谏”无效的情况下，毅然实行“兵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清醒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决定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12月17日，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参加同国民党蒋介石的谈判，这样国共双方的接触进入了新的阶段。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方面的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就为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创造了条件。
    总之，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加紧侵略，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中国共产党真诚的合作态度；全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民主党派风起云涌的抗日高潮，终于迫使蒋介石不得不顺应时势和民心，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这是蒋介石自“四·一二”政变以来，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正确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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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并没有履行在西安达成的协议，和平局面并不稳定。为了巩固初步实现的国内和平，推动蒋介石向抗日方面转变，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有原则、有限度而又是必要的重大让步，受到了全国人民和与会的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的拥护和赞赏。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十三人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拥护农工三大政策案》，亲日派精卫则提出了一个《“剿共”政治决议案》，抗日派同亲日派为此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领袖，在会上默许和支持了宋庆龄等人的提议案。这次会上还通过了一个所谓《根绝赤祸案》的决议，虽然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行了诬蔑，但规定取消国民革命军与红军的对立；取消国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的对立，共同遵守三民主义；停止武装暴动之阶级斗争。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实际上已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国共两党合作的抗日政策。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急局面，迅即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作出一系列部署。事变的第二天，蒋介石电告宋哲元就地抵抗，“宛平城应固守勿退⑦。为了表示支持宋哲元就地抵抗，蒋介石派出四个师“向石家庄或保定集中”，并要求宋哲元“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并“速回保定指挥”⑧。7月17日，蒋介石又在庐山发表谈话，明确宣布“应战”。并提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个条件：“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⑨他在谈话中还表示：“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⑩蒋介石的这个谈话，是他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实际上确定了他决心抗战反对妥胁方针的立场。7月20日，蒋介石由庐山返回南京，立即召集全国军政要员到南京研究抗日对策。同日，反蒋派的桂系李宗仁等通电表示拥护蒋介石抗日。国民党内部的其他反蒋派系也都纷纷通电表示拥护蒋介石抗日，服从蒋介石的指挥，从而更加坚定了蒋介石决心抗日的立场。7月30日，平津失守后，蒋介石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贼，驱逐万恶的倭寇。”（11）表明了他坚决抗日的态度。但在国共合作抗日问题上，蒋介石一再拖延，不做具体解决。8月9日，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日本大举进攻中国之势难以避免，蒋介石被迫宣布从此进入对日抗战，令参加南京会议的全国各地高级将领迅速回到部队，开始军事行动，接着蒋介石为了尽快实现全国抗战的局面，加快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谈判。在谈判中，作出了许多让步，并放弃了一些苛刻的条件。如在红军改编问题上，“西安事变前只允许编三千人，后拟加为五千人，经过斗争蒋介石又准编两个师八个团一万五千人，后又准编为三个师六个旅四万五千人，但其各师参谋长与师内各级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国民党派充”。由于中共的坚决抵制，蒋介石最终放弃了这一蛮横要求。关于边区政权及行政长官由谁担任等问题，蒋介石最后也都作出了让步。这样就使国共合作抗日、红军改编等得以顺利进行。在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不久，蒋介石又同意将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边界十三个地区的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同意按八路军、新四军编制人数发薪发饷以及武器弹药等。蒋介石以民族大义为重的这些表现，使国内出现了一些民主团结、共御外敌的新气象，受到了中共以及各民主党派的称赞和拥护。毛泽东指出：“以西安事变和国民党三中全会为起点的国民党政策上的开始转变，以及蒋介石先生7月17日庐山关于抗日的谈话，和他在国防上的许多措施，是值得赞许的。”（12）朱德也说：“这时期国民党当局政策的转变，是为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所欢迎、所赞助的。”（13）
    为了加紧抗战的部署，1937年8月12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商议抗战大计。会议改组了最高统帅部，以军事委员会作为抗战最高统帅部，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会议讨论并制定了持久消耗战的作战方针，重新划分了战区，调整了全部军队的部署。以南京国防会议为开端，促成了我国抗日战争的战时领导体制和抗日的军事部署，为有效地组织全民族自卫战争奠定了基础。
    南京最高国防会议之后，蒋介石积极部署和指挥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抗击日本侵略军，连续组织了淞沪、太原、徐州、武汉等重大防御战。这些防御战虽然最后大多失利了，但是正面战场的作战，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并给日军以巨大的杀伤和消耗，迫使日军不得不停止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毛泽东对此评价道：“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和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涨，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这使抗日战争能够取得胜利成为可能。”（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