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孔延，字延年，江西泰和人，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卒年不详。郭孔延所撰《史通评释》（以下简称《评释》），是第一部对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名著《史通》进行注解的专著，包括校勘、注释、评论三项内容。《评释》不惟内容详赡，而且体例严谨，在《史通》研究史上具有典范作用。这样一部重要著述理应得到学界的重视，然而现实情况却是既有的研究成果不仅较少，而且多停留在介绍的层面①。有鉴于此，笔者拟从《评释》的版本及内容入手，探析郭孔延的史学思想及其《史通》研究的成就与贡献。
    一、《史通评释》的编纂
    《史通》问世以后，在宋、元两代没有引起重视，流布不广，且篇目次序淆乱，讹舛百出。嘉靖年间，陆深重刻《史通》，并采其精要，撰成《史通会要》。此后，是书逐渐得到学者关注：张之象、张鼎思分别于万历五年、万历三十年对《史通》加以重新刊刻，并纠正错字、厘定篇章，最大限度地恢复了其文本原貌；与此同时，胡应麟等学者则对《史通》所涉及之史学理论问题作了评论[1]。版本刊刻的繁盛和史学评论的兴起，与明代中后期的《史通》研究热相得益彰。但刘知几所撰《史通》，包含史实众多，并且使用骈文、多用典故，学者籀读不易。因此，仅对《史通》加以校勘并不足以满足学者之需求。在此情况下，首部《史通》注释本--《评释》应运而生。
    郭孔延撰著《评释》与其父郭子章有密切关系。郭子章，字相奎，号青螺，官至兵部尚书。郭子章虽然仕宦显赫，却不废读书，著述丰硕。郭孔延为郭子章次子，其撰著《评释》直接缘于郭子章的督导。郭孔延于《评释·序》中自述道：“张睿父先生再刻陆太史校定刘子玄《史通》于豫章竣，寄家君黔中。……家君读而喜，以新刻寄延曰：‘……予家有《史通》蜀本、吴本，再校之。’……延自长安归，循环校阅，再加芟正。”[2]（P1）张睿父即张鼎思，蜀本、吴本分别为陆深、张鼎思刻本。据上引文字可知，张鼎思于万历三十年刊刻《史通》后，曾寄送郭子章一本，郭子章遂令其子孔延再加勘对。郭孔延“初据豫章刻《评释》……书既就，请正新市李本宁太史。公发云间本来，始得《补注》、《因习》二篇全文，而又为延正二百三十余字，于是《史通》始成全书”[2]（P7）。云间本即张之象刻本，而李本宁即李维桢。可见，郭孔延藉由郭子章与张鼎思、李维桢之间的学术交谊，汇总陆深、张之象、张鼎思刻本，在充分吸取前人校勘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注释、评论，最终促成了《评释》的问世。
    《评释》现存两种刻本：一为郭孔延单刻本，由郭孔陵于万历三十二年刊刻；一为李维桢、郭孔延之合刻本，刊刻时间不详。《评释》两种刻本存有较大差异：第一，单刻本前列有郭孔延自定《评释凡例》，合刻本无；第二，郭孔延撰《评释》时曾自定凡例，其中有言：“评有总评、有细评，总评列于前，细评列于事之后。”[2]（P8）而合刻本则将细评全部提前；第三，郭孔延将注释中“事少字少者”及“音义注”列于册巅，而合刻本将册巅所注全部删去；第四，郭孔延之注释及评论文字，合刻本多有脱漏；第五，郭孔延初据张鼎思本撰写《评释》，但其中《补注》、《因习》两篇脱误严重，后得张之象本两篇全文，在刊刻时两存之，合刻本则将张鼎思本《补注》、《因习》两篇删掉。此外，单刻本前录有《晁氏史通评》、《王伯厚玉海序史通》、《杨用修史通评》、《于尚书史通举正论》、《张碧山先生史通序》，合刻本仅存于慎行之《史通举正论》；单刻本郭孔延《史通评释·序》明确交待撰写时间为“大明万历甲辰岁夏五日”[2]（P2），合刻本郭氏自序题为“史通序”，并将时间删去。
    郭孔延撰著《评释》，自定凡例甚为严谨，而合刻本却有多处自违体例，注释内容也多有脱漏，册巅所注更是全部删去，令人殊为不解。洪业更是直接断定《评释》中的李维桢评语是出于后人伪造②。尽管《评释》合刻本问题颇多，难免令人生疑，但《评释》现存刻本甚少，加之单刻本又多有缺页，合刻本恰可补其不足，因此两种刻本不可偏废。
    二、郭孔延的“义理史学”思想
    “义理史学”，又称“理学化史学”，是以理学为指导思想的一种史学流派。“义理史学”肇端于北宋初期，历南宋、元，迄于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流地位。明中叶以后，博古考信、史学经世等思潮逐渐兴起，但是“义理史学”仍居主流。郭孔延生于万历二年，受此学风熏染，也有着浓厚的“义理史学”思想。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注重褒贬，推崇《纲目》
    朱熹是“义理史学”之集大成者，其所撰《通鉴纲目》刻意模仿《春秋》书法，注重褒贬，成为“义理史学”的典范之作。因此，注重褒贬，推崇《纲目》，就成为“义理史学”的一项重要表征。郭孔延十分注重史学的褒贬功能，认为：“史臣论赞，正以寓褒贬，定功罪。”[2]（P43）但在传统社会，史权作为一项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终极价值评判，褒贬恰当与否直接影响到其功能效用，而其中的关键又在于史臣之心术，所以郭孔延又提出：“夫褒贬其易言哉！无瑕之口可以戮人，佞人不可执笔。”[2]（P13）即认为并非所有史臣都可以行使此项权力。郭孔延将史臣分为君子、小人两类，指出：“君子而史也，是谓无瑕之口，监空衡平，毕照忠佞；小人而史也，是谓佞人之笔，口鸣铎喧，何益理乱，故所系人国非浅细也。”[2]（P219）可以看出，郭孔延认为只有君子才能正确发挥史学的褒贬功能。并且，郭孔延还曾明确宣示：“左、马而下，若温公之《通鉴》、朱子之《纲目》，其庶几君子矣。”[2]（P43）尤其是朱熹所著《通鉴纲目》，郭氏更是极尽颂扬之能事，认为：“《春秋》惟褒贬严也，故乱贼惧。马迁《史记》，帝纪法《春秋》而亡褒贬；朱子《纲目》，法《春秋》而有褒贬，而惜子玄未之见也。”[2]（P13）将《纲目》与《春秋》比肩，视为《春秋》之下的又一圣史。郭孔延对于《纲目》可谓推崇备至，而究其原因，正在于蕴含其中的褒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