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班、马优劣论
    自《汉书》问世以后，班、马优劣问题随即被提出，众多学者都曾参与其中，如王充、傅玄、张辅、刘知几、郑樵、倪思、王若虚、胡应麟、凌稚隆、许相卿、徐乾学、浦起龙等。作为传统史学的一项重要议题，班、马优劣比较在不同的时期评判标准、主流倾向各有不同。就明代而言，学者多从文学角度加以评点，而郭孔延之评价班、马优劣则主要从史学角度着眼，其言曰：“子玄于《史记》有贬词，于《汉书》加伟称，优固于迁，似矣。……以愚论之，迁辟创业，固辟守成，创业纷乱，势难精密，守成太平，更易寻讨，此可以知迁固之优劣矣。”[2]（P20）司马迁撰著《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创举，但由于体例不够严密，也招致不少非议，如班彪就曾批评《史记》“细意委曲，条例不经”[3]（《班彪列传》），刘知几也于《史通·世家》篇中认为司马迁“名实无准”。郭孔延则一反前人论点，设身处地地为司马迁加以辩护。他从创业、守成难易之不同，认为司马迁优于班固。这一观点也得到后世学者的认同，如赵翼认为：“司马迁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不知无所因而特创者难为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为力，此固未可同日而语耳。”[10]（P3）郭孔延从纪传体开创角度评价司马迁优于班固，洵为不刊之论，但认为刘知几“优固于迁”，却不符合刘知几本意，因为“刘知几对《史》、《汉》两家的评论是互有褒贬的，并无扬此抑彼之意，无法得出尊班抑马的结论”[11]。
    3.反对另立“制册章表书”体例
    刘知几鉴于纪传体史书中广载诏令、文辞，极为繁冗，因此于《史通·载言》篇中建议设立“书”部，主张“若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入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以类区别”。对此，郭孔延评论道：“另立制册章表书，为目甚新，为体亦异，第云以类区别，又似一部类书文选，不似史体，故数千年来无遵此目。不若仍旧王言入纪，臣言入传，三章之约载于《高纪》，反骚之文编于《雄传》，更为妥焉。”[12]（P23）郭孔延从史体角度着眼，认为纪传体中设立“制册章表书”，会使史书变为文集，因此持反对态度。这也得到浦起龙的认可：“且使此策果立，几与挚虞流别同科。即刘于《载文篇》亦言非复史书，更成文集，不且自矛乎？况乎后世，著述如林，弥滋轇轕矣。此论不可行。”[12]（P32）
    刘知几主张于纪传体史书中另立一“书部”，体现了一种不墨守陈规、勇于变革的创新精神，并确实有其合理性，而郭孔延、浦起龙俱以“总集”为忧，持反对态度，则有失偏颇。史书中收录诏令文辞，选取标准自然与文学不同，关键在于史家具体如何采择。并且刘知几这一主张，纪传体史书虽未遵从，但并非没有受其影响。张舜徽先生就曾指出：“后世若《唐文粹》、《宋文鉴》以及明清《经世文编》之类，皆足为史传羽翼。溯厥体例，盖皆本知几斯议而稍变通以为之者也。”（P362）
    明代中后期，在史学理论受到重视的背景下，郭孔延藉由对《史通》的评论，阐述了自己对多个史学理论议题的看法。除上述所论几点之外，郭孔延对史学批评问题也曾作过阐发，指出：“史之优劣，一曰好恶有公私，私者劣；一曰书事有真伪，伪者劣；三曰义例有精疏，疏者劣；四曰笔力有整庞，庞者劣。字之烦简，未足以定优劣也。”[2]（P201）郭孔延提出评判史书优劣，应从史家立场、史事考核、体例精疏、文字烦简四个方面加以审核，这是继吴缜所提“事实、褒贬、文采”三项范畴之后[14]（P621），对史书批评标准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四、《史通评释》的评价与影响
    郭孔延《史通评释》问世之后，学者褒贬不一，如黄叔琳贬之曰“援引踳驳，枝蔓无益，又疏于考订，每多纰缪”[15]（P435）；四库馆臣认为“孔延所释，较有引据，而所征故事，率不著其出典，亦颇有舛漏”[4]（P757），半毁半誉；李慈铭则认为郭氏是书“所附诸评，亦多佳者”[16]（P555）。以笔者之见，《评释》之学术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促进了《史通》的传布
    上文已经指出，《史通》所引典故甚多，学者籀读非易，而陆深、张之象、张鼎思所刊刻者仅为校本，没有注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史通》的传布。《评释》的问世，则极大地改变了这一状况。清初学者黄叔琳曾观察到：“《史通》旧鲜训释，惟延年所注盛行书塾。”[15]（P435）从黄叔琳所述可以看出，《评释》作为《史通》注释本已逐渐取代校本，且突破了精英知识分子的范围而盛行于书塾等底层文化圈。可见，《评释》极大地促进了《史通》的传布。
    2.在体例编纂与内容编排上，成为《史通》注本典范
    郭孔延撰著《评释》，曾自订8条凡例，十分严谨；内容上则包括校勘、注释、评论，极其详赡。其后注释《史通》者，如王惟俭、黄叔琳、浦起龙等，体例与内容均未超出郭孔延之范围。平情论之，《评释》也确有不足之处，后人所批评者如注释冗杂枝蔓、引书不注出处、考证亦有舛误等，皆非虚妄。但《评释》作为第一本《史通》注本，舛误在所难免，且引书不注出处，乃明代学者普遍风气，不能对其加以苛责。诚如台湾学者李纪祥所言：“大致上看来郭本作为一个评释本已经成型，日后浦本的型式大体已奠基于郭本。”[17]总之，《评释》凭借其体例之严谨、内容之详赡，成为《史通》注本的典范。
    3.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首先，就《史通》本书之不同篇章，相互参照，指示其抵牾。如关于纪传体中“表”的功用，刘知几在《表历》、《杂说》两篇中的观点存在明显的矛盾和歧异，郭孔延对此评论道：“一褒一贬，令人何所适从？”[2]（P31）其次，参考唐前典籍，探究刘氏观点之渊源。如刘知几在探讨纪传体中本纪、世家、列传三种体例时，曾对司马迁大加指摘，而郭孔延指出：“第史迁之失，叔皮、章怀曾难之矣。子玄本纪、世家、列传三篇，尤羽黜胜，皆本彪、贤，然不序及二子，猥以己意排击，贪天之功，掠人之美。”[2]（P27）揭示出刘知几观点源于班彪、李贤之情实。最后，征求唐后书籍，分析刘氏观点之影响。如刘知几曾在《史通·书志》篇中建议设立“氏族志”、“都邑志”，其后，郑樵所著《通志·二十略》中即有《氏族略》、《都邑略》。对此，郭孔延指出：“至宋郑夹漈《通志略》独详氏族、都邑，岂读《史通》而兴起邪？”[2]（P39）揭示出刘知几观点对郑樵的影响。诸如此类，后世学者在研治《史通》时，亦多所采信。
    综上所述，在经历了宋、元时期的长期沉寂之后，《史通》在明代中后期被重新发现，出现了多种刻本。然《评释》作为第一部《史通》注释本，其精审虽然不及《史通通释》，但开创之功意义尤巨，理应得到学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