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重视探讨正统论
    正统论所探讨的是王朝政治权力递传秩序的合法性问题，后被引入史学，成为史书编纂的一个重要指导理念。正统论在宋代以前虽然也有学者作过探讨，但尚处于萌发阶段；“义理史学”兴起之后，正统论才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可以说，重视探讨正统论，也是“义理史学”的一项重要内容。郭孔延对正统论也极为重视，在《评释》中多有涉及，兹略举两例。
    刘知几在《史通·编次》篇中指斥班固不应于平帝以后全用王莽年号纪事，批评范晔《后汉书》未将刘玄列入本纪。这一观点其实首发于东汉张衡[3]（《张衡列传》），刘知几系在其基础上加以申论，此后历代史家便论争不休。郭孔延也曾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其言曰：“莽弑平帝，在孺子婴改元居摄业已二年，又改初始元而莽始篡。以婴未成君，政由莽出而不纪之，亦当附平末，奈何入莽传中？此班抑子婴之过也。更始诛莽，建元二载，厥功甚巨，而降于赤眉，身死贼手，辱亦不细，《史通》乃谓兄亡弟及，当为作纪，此又子玄扬更始之过也。”[2]（P51）正统论折射到纪传体史书中，主要反映在体例处理上，尤其是本纪归属。本纪作为纪传体之纲，藉以为纪年之用，与爵位无关，而后世史家却误将本纪视为帝王专属。因此，本纪的设立便与正统论相结合，本纪之归属即为正统之所在。郭孔延汲汲于辨析孺子婴与刘玄是否该立本纪，正是缘于正统论思想的支配。
    本纪归属之外，分裂割据时代主权之系属也为正统论所瞩目的重要内容，其中由《三国志》所引发的魏蜀正统论争尤为引人关注。刘知几主张仿《通史》之例将蜀汉设为“世家”，而郭孔延则认为：“惟益本汉主，而訾为伪蜀，本承统而抑为家，《通史》、《史通》、《通鉴》俱属未通。《纲目》帝蜀，其名始正。”[2]（P26）魏蜀正统之争在中国史学史上聚讼不已，帝魏帝蜀，与时势密切相关。郭孔延推尊朱熹，将正统归于蜀，其是非得失暂且不论，但由此即足可看出郭孔延对正统论的重视，并可判定他所持有的“义理史学”思想。
    3.重视史论，以严格的伦理标准衡量历史人物
    所谓史论，是就历史上的人物以及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而加以评论③。重视史论，是“义理史学”的又一表征，而明代尤甚。诚如四库馆臣所言：“明代史论至多，大抵皆八比余功，偶检《纲鉴》数纸，即妄以臆说翻案，徒侈游谈。”[4]（P755）“这些史论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故作翻案文章，惊世骇俗，哗众取宠；二是借论史大掉八股文书袋，意在文章抑扬顿挫而不在史事是非曲直；三是以更严格的封建伦理标准来衡量历史人物、事件，这一类史论占的比重极大。”[5]郭孔延的史论即属于第三类，注重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判。例如他在评论李延寿所撰《南史》、《北史》时指出：“若李延寿《南》、《北》史，简整明饬，承祚之亚，而文采或过之，温公服膺似矣。第大义未明，诸目未备，不立逆臣传而尔朱荣、尔朱兆、张衡弑主之贼竟尔漏网；不立忠臣传而尉迟迥、王谦、元瑾、荀济勤王之义遂同埋玉。”[2]（P19）郭孔延对李延寿大加批判，原因即在于其所设立之类传名目不完备，无法统属历史人物。纪传体中类传的设立，原是为反映不同时代所特有之历史现象，如《党锢列传》、《阉党传》、《流贼传》等。而郭孔延所预设的类传名目，如《逆臣传》、《忠臣传》，却具有浓厚的道德评判色彩，其目的在于依据儒家伦理裁量历史人物。这种滥立传目的观点遭到后世史家的强烈批驳，如钱大昕曾言：“史家之病，在乎多立名目。名目既多，则去取出入必有不得其平者。”[6]（P202）邵晋涵也认为：“史以纪实，综其人之颠末，是非得失，灼然自见，多立名目奚为乎！”[7]（P574）钱、邵二人反对多设类传，乃是汉学家“实事求是”治学理念的反映，而郭孔延以道德评判为出发点而主张多设类传，正是其“义理史学”思想的折射。
    综上所述，郭孔延十分强调史学的褒贬功能，在对《史通》进行评论时，其对象主要指向其中所涉及的历史事件与人物，藉以抒发自己的正统论观点，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判。郭孔延此种倾向，无疑偏离了刘知几“实录史学”的主旨。但对经典文本进行诠释，必然会受到时代学术思潮之影响。郭孔延身处“义理史学”风行之明代中后期，在对《史通》进行评论时透露出浓厚的义理化倾向，正是时代思潮的折射，故不应对其加以苛责。
    三、郭孔延对史学编纂议题的阐发
    葛兆光观察到，嘉靖、隆庚、万历年间出现了一股维护史学客观性、严肃性的思潮，“而其形式则表现为对史书的批评与考证”[5]。钱茂伟也曾指出，在明代中叶史学转型过程中，史学理论的重建工作受到了重视[8]。诚如两位先生所言，明代中后期，史学理论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涌现出大批研究成果，如胡应麟《史书占毕》、李梦阳《论史答王监察书》、瞿景淳《古今史学得失论》、梁梦龙《史要编》、卜大有《史学要义》等。《史通》研究热潮的兴起即是史学理论受到重视的表征，而研究者在对《史通》文本进行评释时，又必然会对蕴含其中的史学理论问题加以阐发，二者互为表里。郭孔延在《评释》中也有多处论述史学编纂的理论议题。
    1.编年、纪传优劣论
    作为我国历史编纂学上最重要的两种史书体裁，编年、纪传二体优劣之争其来有自。刘知几曾分别总结二体的优劣短长，于《史通·二体》篇中指出：“考兹胜负，互有得失。”可谓持平之论。而郭孔延则认为：“史之题目，当以编年为正。一年之内，主臣华夷，诸事毕载，何其简其晰也。《春秋》孔经，《左传》为上；其次朱子《纲目》，纲法经，目法传；又其次司马文正《资治通鉴》，皆题目之正者。编年之体，坏于子长，自兹以后，滥觞逾甚，昔人谓之整齐故事，良有以也。即欲如《史记》体，当以《新唐书》为正。”[2]（P46）郭孔延认为编年体史书具有“简、晰”的优点，而纪传体仅能“整齐故事”，所以编纂史书必须首选编年体，若不得已使用纪传体，也必须模仿《新唐书》，采用“春秋笔法”。郭孔延“编年优于纪传”之观点有失公允自不待言，但这恰恰折射出了其所持有之“义理史学”思想。《春秋》作为儒家经典，又是最早的史书，其编年形制便因而被“义理史学”奉为圭臬。刘咸炘先生曾言：“优编年者大抵亢经媚古之儒，以繁为纪传罪，其言多偏曲。”[9]（P428）可以说，推崇编年、贬低纪传是“义理史学”的普遍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