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方志敏在南昌惨遭蒋介石杀害，年仅36岁。毛泽东得知噩耗十分悲痛。全国解放后，他仍常常叨念着这位杰出的闽浙皖赣根据地创始人、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纯生前撰文回忆道：“毛主席多次对我说过：方志敏牺牲了，很可惜，是王明路线断送了他……”汪东兴近年也撰文说，毛主席常常怀念方志敏，称赞他是“有勇气、有志气而且是很有才华的共产党人，他死的伟大，我很怀念他。”
    毛泽东对方志敏的情感何以如此深沉笃厚？翻开历史卷册，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俩不仅仅是一般志同道合的共产党人，而且每当革命的转折关头都具有同类的远见卓识。在大革命的浪潮中，在土地革命的烽烟中，他们志相同，心相通。并肩战斗锻铸了他们的挚情厚谊。
    一、在农民问题上，毛泽东与方志敏早有共识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全国各地涌现了不少农民运动领袖，其中最杰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毛泽东、彭湃、方志敏等共产党人了。
    1926年4月下旬，方志敏作为江西省农民代表（时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从南昌赴广州参加于5月1日开幕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大会。大会由中共广东省农委书记彭湃主持。这时，恰逢身为国民党中央农委委员、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奉命来到广州出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方志敏就是此时与毛泽东相识。
    农民大会的中心会场设于农讲所的会场番禺宫。会间，彭湃就广东农民运动情况作了生动的报告：毛泽东不仅安排了农讲所学员旁听大会，而且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关于“农民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关系”等问题，方志敏对这次会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学得了许多农民运动的方法”①。会后，方志敏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要求留在农讲所继续学习。毛泽东见他身体带病，十分虚弱，便以身体是革命之本钱，应先保养好身体为理由，婉言相劝。
    方志敏第二次与毛泽东聚首是在1926年初冬。这年11月底，时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由上海抵南昌，方志敏以省农民部长的身份接待了他。两人交谈中，毛泽东提及要在武汉举办湘鄂赣农运讲习所，方志敏十分支持。
    1927年1月1日，国民党江西省第三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南昌召开。被推为临时主席的方志敏主持了执委、监委的改选，方志敏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物仍获多数票。然而蒋介石假托中央党部的名义，采用所谓“圈定”的方式将获多数票的方志敏等人排除在外，支持国民党右派段锡朋等组成省党部。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
    这时，方志敏已担任中共江西区委委员兼农委书记，他多次向区委提出：段锡朋破坏农运，我们应予反击。可当时的区委负责人受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左右，强调中央以让步求团结的错误方针，说什么不要提出过高口号，以免妨害联合战线的巩固。这就从客观上助长了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气焰进一步嚣张。在全省农代会召开之际，段锡朋等仿其主子蒋介石的故技，又欲以“圈定”的办法夺取省农协领导权。对此，方志敏十分气愤。谁能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斗争？他想起了毛泽东，在征得农协筹备处另一负责人同意后，即致电在武汉的毛泽东，请求指示。不出所料，毛泽东很快复电：“须坚决反对，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功，不可屈服于圈定办法。”②
    毛泽东的复电，坚定了方志敏等斗争信心。后来又经过一番较量，蒋段之流“圈定”阴谋终于被挫败。农代会选举结果，方志敏等13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当选为执委，成功地捍卫了共产党对农运的领导权。
    方志敏与毛泽东第三次见面是在武汉。
    1927年3月下旬由毛泽东、邓演达主持的中央农委扩大会议在武汉召开，方志敏参加了这个会议。此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和武汉《国民日报》同时摘要发表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方志敏在大会发言中，对湖南的农民革命充分肯定，并表示支持，完全赞同毛泽东关于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主张，并联系江西的反革命大屠杀大声疾呼：“一切革命的人们必须以铁拳加诸右派狼子身上，任何对右派的姑息，都是对革命的自戕。”③这个精彩发言，得到与会代表的赞许。为此，毛泽东还特邀方志敏到中央农运讲习所向全体学员作演讲，反击右派，以正视听。这次中央农委扩大会议，议决建立农民武装、土地重新分配等30多个提案。毛泽东与方志敏及彭湃等13人被推选为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
    毛泽东和方志敏，这两位普通农民家庭出身的职业革命家，走上中国的社会政治大舞台，首先在“农民问题”上产生了共识。
    方志敏在大革命时期领导江西农运斗争中，深入研究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分析了农民“痛苦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军阀、大地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而具体的事实就是重租、重息、重税及其他敲索；④农民要摆脱痛苦，就必须进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⑤，“除去地主的剥削”⑥的革命。方志敏明确指出了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中国革命的实质内容，就是要消灭农村中封建剥削和地主阶级。从这点出发，方志敏又针对当时轻视农民的观念指出：“革命政府就是要建立在农民工人的身上，基础才为巩固的。”并强调指出：“解决痛苦的方法是在自己（指农民）组织起来，用自己的力量，求自己的解放！”⑦“中国之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革命，为今日之急务”。⑧
    众所周知，早在1927年3月，毛泽东在其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称农民是“革命先锋”。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明确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⑨
    正因为毛泽东与方志敏在思想认识上共通，因此他们都十分重视农民运动，开展农民的武装斗争。当年方志敏还因力主给农民发放武器，遭到右倾机会主义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后来的民主革命的全部历史充分表明，农民确实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革命军队主要来源是农民，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也在农村。中国民主革命道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及其理论，就是在毛泽东、方志敏等的农民革命的思想及其实践中孕育，经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总结而逐步形成的。
    二、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上了井冈山，方志敏回到家乡“重起炉灶再干”
    1927年，白色恐怖随着大革命的失败而降临，这年7月，在吉安坚持斗争的方志敏与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系。怎么办？一贯注重农民运动的方志敏，没有回南昌，而是决计回到农运基础较好的家乡弋阳，去发动农民武装暴动。方志敏这一自觉行动与毛泽东提出“上山”的思想，几乎是同一时间。此时及以后方志敏与毛泽东一直未曾谋面，但他们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却如此不谋而合。
    1927年8月下旬，方志繁徒步急返弋阳。在途经鄱阳时，与鄱阳党组织商定：如弋阳暴动时机一旦成熟，即将共产党员李新汉任团长的鄱阳警备团拉进磨盘山参加暴动。⑩9月，当他得知“八七”会议精神后，立即筹划弋阳的秋收暴动。初始计划“先攻下弋阳城，即以弋阳县为根据地”。（11）这表明方志敏此时已有通过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的思想。不久，方志敏在组织实践时修正了原有打算，舍弃攻城，于11月初在离县城较远的弋阳九区揭竿而起，组织了以“打烈桥”为中心的秋收暴动，并迅速赤化了九区。紧接着，他在党的赣东北五县会议上主持制定了武装暴动纲领，进一步推动了先后继起的弋（阳）横（峰）大暴动。岁尾年初，大暴动的烈火在赣东北大地形成燎原之势。在此基础上，方志敏在弋横暴动的中心地带创建了纵横50里的弋横根据地。 1928年6月，刚建立的根据地遭到了反动派的大举围攻。在这危急关头，方志敏主持召开“方胜峰会议”，会上，他坚决反对放弃根据地的逃跑主义，指出，脱离根据地，把队伍“拖到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还能存在不被消灭吗？而且我们一跑，群众失掉了领导者，革命运动就要立刻失败”。（12）在方志敏的主持下，会议制定了“在根据地内打游击，与群众共存亡”（13）的方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方志敏的根据地的思想是非常牢固的。
    方志敏在发动、组织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十分注意土地革命问题。早在暴动前夕，他在纲领中就明确提出“实行平债分田，建立工农政府”（14）的口号。在暴动过程中，他进一步认识到，“士地问题没有迅速解决，田没有着手去分配，就不能巩固群众坚持斗争的决心。”（15）所以1928年2月，方志敏就颂布了“土地分配法及平债法”，（16）着手分配土地。此后，方志敏又相继主持制定了赣东北苏维埃《土地临时分配法》、《土地临时使用条例》、《补充土地法》、《土地分配法》。赣东北苏区的土地政策，相对于其他苏区来说，有几个明显特点：一是土地分配“以人口劳力混合标准平均分配为原则”。（17）这就保证了各家各户所得土地有足够劳力进行耕种，不致荒芜，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二是在1929年10月颂布了“分配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可以出租出典，可以雇人耕种”（18）这个法规，这就在事实上承认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解决了土地政策中的地权问题。
    1929年底至1930年6月，中央分田运动中的“平均主义”及反复分田的错误，对赣东北苏区产生冲击，但由于方志敏等人坚持从实际出发，尽力抵制，未造成明显不良影响。后来，中央代表曾洪易到达赣东北苏区，推行王明“左”的土地分配政策，方志敏等坚持对“一切违反中农利益的倾向和行动”，“都予以严格的纠正”，（19）从而维护了党在土地革命斗争中的统一战线。
    方志敏等在赣东北领导武装斗争、创建根据地和开展土地革命的实践，与毛泽东在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及在中央苏区坚持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的实践，虽各具特色，但他们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脉络，却是一致的。他们的实践和理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主要活动虽在井冈山地区以及后来的中央苏区，但他对全国各大小革命根据地却十分关注，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去总结他们的实践。关于方志敏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他早有所知、早有所思。早在1930年1月，他便以十分坚定的语言昭示于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20）鉴于方志敏带领群众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辉煌业绩，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授予他红星勋章一枚，以示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