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19日，时年66岁的史学家陈垣平生第一次乘坐飞机。这天他从北平飞赴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年会，他的长子、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陈乐素携长孙陈智超从杭州赶到南京明故宫机场迎接，女儿陈善全家、女婿张遵俭也一同前来，一家人在机场合影留念。
    “此前，祖父和我父亲已经差不多十年没见面了。”陈智超回忆，陈垣、陈乐素父子的上一次相聚还是1937年4月，陈垣也是到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年会，专程到上海看望了陈乐素一家。不久之后发生了卢沟桥事变，陈垣滞留北平，陈乐素一家则先赴香港，后到遵义，1946年才随浙江大学迁回杭州。
    如今，祖父和父亲都已故去，当年只有12岁的陈智超也是一位83岁的老人了。作为陈氏家族的第三代史学家，他不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还在祖父长期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担任特聘教授。
    “祖父和父亲都很尊重子女的选择，父亲在日本留学时学的是经济学，我曾在云南建设公路。但我们后来都走上历史研究的道路，这离不开家庭的熏陶。”陈智超保存着一份父亲为祖父抄写的元代也里可温教的资料，“祖父的《元也里可温教考》是1917年发表的，搜集材料更是在此之前，那时我父亲还不到15岁，祖父通过这样的方法培养他对历史的兴趣。我7岁时，家在香港，父亲带我去图书馆抄写有关《宋史艺文志考证》的材料，让年幼的我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四岁开始，陈智超就开始给祖父写信，虽然信的内容通常只是寥寥几句话，但陈垣有信必回。1946年，在给陈乐素的一封家书中，陈垣非常关心身体不佳的陈智超：“智超身体如何？停一年不读书，纵其自习，亦一样有益。甲午（1894年）广州大疫，余停学一年，读书之基树于此也。”在另一封家书中，陈垣曾这样阐释他对教育的理解：“教是有人教，育是熏染培育，非由于教。见惯了自然晓得。古所谓‘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是育也，非教也。”
    1959年秋的一个周末，陈智超夫妇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超英，来到北京兴化寺街5号看望祖父。陈垣抱着曾孙端坐中央，陈乐素夫妇、陈智超夫妇等环立在侧，又留下一张全家福。
    此时的陈智超25岁，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开启了陈家第三代人的史学之门。
    “抗战时，祖父坚持留在沦陷的北平，以书斋作战场，在辅仁大学讲授顾炎武的《日知录》，坚定师生的民族气节。从1937年到1945年的八年间，他写了七部有战斗性的著作。”陈智超说，父亲陈乐素在“九一八”事变后从日本研究转向宋史研究，首选宋徽宗谋复燕云十六州的题目，针对的是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同样具有深切的现实情怀。
    1962年大学毕业时，陈智超把“嘉靖年间浙江福建地区反对葡萄牙殖民者的斗争”作为自己的论文题目，他的思路与祖父、父亲一脉相承：“新中国成立了，但澳门和香港还没有回归，所以我觉得有责任把葡萄牙侵略中国这段历史写出来。”
    这个春节，为了撰写《辑补〈旧五代史〉》书稿，陈智超没有休息。他说，祖父为整理《旧五代史》作过不少贡献，做出一个更接近原貌的辑本，也是对祖父遗志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