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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的一项主要的研究工作，就是收集整理上述这些文献材料（也包括考古文物资料），并加以考释研究。拙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一书收录的一些文章，就是该项工作的部分成果。我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把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出版以来所发现的新材料，系统地收集起来，汇编出版，把零散的史料系统全面地展现出来，为今后的研究者提供方便；也希望在收集整理和研究的这一过程中，揭示出一些汉唐中西关系史上不为人知的史实，并根据新的材料，提供一些新的研究思路，以此来丰富我们对汉唐间中西文化交往史的认识。 （附记：本文原为提交2002年11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举办的“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后修订收入荣新江、李孝聪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现略做修改，并在注释中补订一些最新的出版信息。） [1]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6册，辅仁大学，1930年；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6册，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中华书局新版，2003年。 [2]黄时鉴主编《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1页；收入《周一良集》第4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586页。 [3] 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2分，1930年；此据《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266页。 [4]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5期，4-20页。参看吴礽骧《敦煌悬泉遗址简牍整理简介》，《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98-106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文物》2000年第5期，21-26页；又《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文物》2000年第5期，27-45页；何双全《敦煌悬泉置和汉简文书的特征》，作者《双玉兰堂文集》上，台北兰台出版社，2001年，361-375页。 [5]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03－174页。 [6] 何双全《西汉与乌孙交涉史新证--悬泉汉简所见西域关系史之一》，台北第一届简帛学术讨论会论文，中国文化大学，1999年12月10～12日；张德芳《〈长罗侯费用簿〉及长罗侯与乌孙关系考略》，《文物》2000年第9期，91-95页；王子今《〈长罗侯费用簿〉应为〈过长罗侯费用簿〉》，《文物》2001年第6期，76-77页；殷晴《悬泉汉简和西域史事》，《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10-17页；袁延胜《也谈〈过长罗侯费用簿〉的史实》，《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79-82页；叶爱国《〈过长罗侯费用簿〉的定名》，《敦煌研究》2003年第2期，68页。 [7] 两文收入荣新江、李孝聪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129-147、149-161页。 [8] 王冀青《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1998年，250-290页；Wang Jiqing, “Photographs in the British Library of Documents and Manuscripts from Sir Aurel Stein‘s Fourth Central Asian Expedition”， The British Library Journal 24.1, Spring 1998, pp. 23-74；后者包括清晰的图版。 [9]原载《九州》第1辑，中国环境出版社，1997年；收入作者《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256-264页。 [10]饶宗颐《由出土银器论中国与波斯、大秦早期之交通》，《华学》第5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2-3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英国图书馆等编《英藏敦煌文献》，14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年；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敦煌文献》，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法国国立图书馆合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上海博物馆合编《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北京大学图书馆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天津艺术博物馆合编《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997年；上海图书馆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史树青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11－12卷，东京柳原书店，1994年；浙藏敦煌文献编委会编《浙藏敦煌文献》，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甘肃藏敦煌文献编委会《甘肃藏敦煌文献》，6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12]唐耕耦等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5辑，北京，1986-1990年。 [13] 文物出版社，1994年。 [14]参看荣新江《〈历代法宝记〉中的末曼尼与弥施诃──吐蕃文献中的摩尼教和景教因素的来历》，王尧编《藏学研究丛刊·贤者新宴》，北京出版社，1999年，130-150页；收入《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343-368页；Tim H. Barrett, “Tang Daoism and the mention of Jesus and Mani in Tibetan Zen: a comment on recent work by Rong Xinjiang”， BSOAS, 66.1, 2003, pp.56-58。 [15]其中图录有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编《千唐志斋藏志》上下，文物出版社，1984年；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00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199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总编辑委员会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30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992年。录文集有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上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吴钢编《全唐文补遗》，7辑，三秦出版社，1994－2000年。图文对照本有毛汉光编《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18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4－1994年；昭陵博物馆（张沛）《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中国文物研究所等《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贰、陕西壹贰、重庆壹、北京壹、河北壹），文物出版社，1994－2004年；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新获墓志》，文物出版社，1996年；史树青主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10卷《墓志拓片》，柳原书店与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王锦厚等主编《辽宁省博物馆藏墓志精粹》，文物出版社、日本中教出版，2000年。 [16]原载《大陆杂志》第90卷第5期，1995年，13－33页；第6期，17－38页。又见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17]参看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原载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2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82-90页；收入《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238-257页。 [18] W. B. Henning,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BSOAS, XII, 1948, pp. 601-615; J. Harmatta, “Sogdian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Budapest 1979, pp. 153-165。 [19] F. W. K. Müller, Ein Doppelblatt aus einem manichaischen Hymnenbuch （Mahrnamag）， Berlin 1913,pp. 3-40; H. - J. Klimkeit, Gnosis on the Silk Road: Gnostic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New York 1993. [20]耿世民《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497－516页；又《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529－548页。 [21]吉田丰、森安孝夫、新疆博物馆《麴氏高昌国时代ソグド文女奴隶卖买文书》，《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IV，1988年，1-50页＋图版一；林梅村《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文物》1992年第9期，49-54页；收入作者《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1995年，68-79页；Y. Yoshida, “Translation of the Contract for the Furchase of a Slave Girl Found at Turfan and Dated 639”， T’oung Pao, 89/1-3, 2003, pp.159-161。 [22]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年第9期，458-461页；伊藤义教《西安出土汉婆合璧墓志婆文语言学的试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195-202页； W. Sundermann & Th. Thilo, “Zur mittelpersisch-chinesischen Grabinschrift aus Xi‘an”，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Orientforschung 11.3, 1966, pp. 437-450; J. Harmatta, “The Middle Persian-Chinese Bilingual Inscription from Hsian and the Chinese-Sasanian Relation”， La Persia nel medioevo, Roma 1971, pp. 363-376; H.Humbach and Wang Shiping, “Die Pahlavi-chinesische bilingue von Xi’an”， Acta Iranica 28, 1988, pp. 73-82; 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295－305页；林梅村《唐长安城所出汉文－婆罗钵文双语墓志跋》，《西域文明》，251-258页；张广达《再读晚唐苏谅妻马氏双语墓志》，《国学研究》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22页。 [23] N. Sims-Williams, “Sogdian Ancient Letter II”， Monks and Merchants: Silk Road Treasures from Northwest China, eds. A. L. Juliano & J. A. Lerner,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with The Asia Society, 2001, 47-49; N. Sims-Williams,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II”， Philologica et Linguistica: Historia, Pluralitas, Universitas. Festschrift für Helmut Humbach zum 80. Geburtstag am 4. Dezember 2001, hrsg. von Maria Gabriela Schmidt und Walter Bisang unter Mitarbeit von Marion Grein und Bernhard Hiegl, Wissenschaftlicher Verlag Trier, 2001, pp. 267-280; F. Grenet, N. Sims-Williams, and E. de la Vaissiere,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V”，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XII, 1998, pp.91-104；毕波《粟特文古信札汉译与注释》，《文史》2004年第2辑，73-97页。 [24] 比如，马小鹤《摩尼教宗教符号“妙衣”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第59辑，1999年，153-185页；又《摩尼光佛考》，《史林》1999年第1期，11-15、82页；又《摩尼教佛教符号“大法药”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1999年，145-163页；《摩尼教、基督教、佛教中的“大医王”研究》，《欧亚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99年243-258页；又《摩尼教宗教符号“明珠”研究--帕提亚文mwrg‘ryd（珍珠）考》，《学术集林》卷17，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290-301页；又《摩尼教宗教符号“珍宝”研究--梵文ratna、帕提亚文rdn、粟特文rtn、回纥文ertini考》，《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53-60页；又《摩尼教的“光耀柱”和“卢舍那身”》，《世界宗教研究》第四期，2000年，104-113页。 [25]其中以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的《水经注疏》最为详尽，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 [26] L. Petech, Northern India according to the Shui-ching-chu, Roma 1950. [27]《燕京学报》新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291-344页。 [28]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张庆捷《北朝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图与出土胡商文书》，《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173-203页；齐东方《伊斯兰玻璃与丝绸之路》，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3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4-127页；罗丰《中国境内出土的东罗马金币》，《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49-7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