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茅海建教授的论文集《戊戌变法史事考》（以下简称《史事考》）。我对于戊戌变法史只略知皮毛，当然不能对书中的诸多学术观点妄加评论，但另一方面，我作为一个中国近现代史学术期刊的专职编辑，拜读之后，确也产生了不少联想——想到了近些年所看到的一些来稿和论著。故此文只能算是一篇读后感。
    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研究园地中，戊戌变法绝对说不上是处女地。远的不说，近五六十年来，先是作为“三大革命高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是作为近代化“四个阶梯”的一级，被众多专家反复耕耘，只是这几年似乎有些冷。我主观揣测，这种“冷”也许是因为实在找不到问题了，试想，研究者“无惑”，又焉能热得起来？于是，人们就经常能看到一些边边角角、偏而又偏的题目，读起来颇感“食”之无味（那些“小题大做”，从小题目中开发出大意义的文章除外）。但茅教授竟写成一本洋洋52万言之大著，而且在我看来，提出并解决了许多有深度的学术问题。由此我得到一个启发，就学术研究而言，拓荒固然是一条途径，但精耕熟地更可能高产。就是说，新题目容易做出新意，但也容易“浅”；而做老题目，虽说不易出新，可一旦做出来了，有时会很“深”，能揭示一般人不大容易看出来的东西。
    《史事考》所提及的研究论著甚多，这一方面反映了研究成果之丰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茅教授严谨的学风。他说：“我一直认为，研究的递进，不过是踩着先进者的肩膀往上爬而已。”（第162页）这是实话，但“往上爬”三字也并非可以轻易做到。《史事考》在涉及前人研究时，不但介绍论点，而且列出论据，甚至分析其论证的“理路”，即是在什么样的范式或假设的基础上，根据什么样的逻辑得出的结论。看出论点、论据均非难事，而看出论证理路却并不容易，因为原作者往往并不明言（甚至其本人也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近年来史学界提倡学术规范，但相当一部分论著只是粗略地提到已有观点，连其论据尚未涉及，何论理路！在我看来，这个理路才真正是“先进者的肩膀”，如果连肩膀也没有看到，又怎么往上爬呢？走笔至此，我想说明一下，下文提到的戊戌变法研究，对于哪些是前人的贡献，哪些是茅教授的新贡献，在《史事考》中区分得十分清楚，而我为了行文的方便，尽归于茅教授名下，祈读者鉴谅。另外，《史事考》在做出判断时用词严谨，极有分寸，而我在转述时很可能未体会出茅教授的深意，将只有七分把握的猜测说成有十分把握的断言。所以如果想了解他的观点，还是要读《史事考》。
    一
    《史事考》对史料极为重视，而对档案的重视又远过于私家著述或野史。关于私家著述，史学界有所谓“所见、所闻、所传闻”的说法，“所见”指作者系当事人或目击者，“所闻”指同时代人的记载，“所传闻”当然就是后人做的了。史料价值随时间距离的拉长而趋低，但即使是当事人的说法也不一定靠得住，如有些宫闱秘史，作为外人的野史的作者，写出来绘声绘色，栩栩如生，他何以知之？因此对私家著述，纵使合情合理也不可遽信。《史事考》第51-56页考察的“荣禄调兵”一事可作范例。八月初一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并将之由按察使晋升为候补侍郎；初三日，康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并派谭嗣同去袁处商谈此事；同日，荣连发三电给总署，称英俄将开战，“英舰七艘泊于大沽”，并调动聂士成军，又电令袁马上回天津，“整备听调”。实际上，英俄将开战、英舰泊大沽全是假的。于是，康有为、梁启超、苏继祖、赵炳麟皆称，袁世凯的晋升引起了后党的警觉，荣禄遂造此谣，并准备以武力制袁。荣谎报军情、调兵、令袁回津事实俱在，时间、事理均合；康、梁等人即使不算当事人，至少也比一般的“时人”更了解内情；四人立场不同，分别记述，而皆称荣禄造谣。有了这些，后来的研究者接受康有为等人的说法自属顺理成章，但先是黄彰健，后是茅海建却不满足于此。《史事考》首先在时间上做文章，认为荣禄在得到袁晋升消息的同一天与其部属（聂士成等）达成攻守同盟，是相当困难的；而且，盛京将军依克唐阿、上海道蔡钧都有类似电报，即使荣能够控制其部属，从事理上讲也无力控制依、蔡二人；荣一边造谣，一边又要求总署以此谣言诘问英国公使，这在情理上不通；荣若造谣，便不会随即派员核明塘沽并无英国军舰；更何况当时此类流言甚多甚广而影响很大，在乡闲居的杨度就信以为真，连康有为本人也在其代拟的奏折中以之作为论据。故而结论便是：“荣禄只是得到了不正确的情报，报告了不正确的传闻，他并没有造谣。”
    如果是研究观念史、思想史，野史恰可作为反映当时人们的所思所想、所欲所求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文学作品亦有其用。不仅如此，即便是做政治史研究，私家著述亦有其用，如可作为补充证据，也可作为推断历史真相的线索。特别是研究者可以将档案与各种野史结合起来，或相互印证，或依据档案，“纠正私家著述中没有根据的种种描写”（第137页）。梁启超曾说，光绪帝在八月初有过“引袁以自卫”（即凭藉袁世凯的兵力来对抗慈禧太后）的打算，《史事考》第45-51页考证了史实是否如此。首先，茅教授经考察后认为，慈禧太后很可能知道光绪帝晋升袁世凯一事，且政变刚发生，袁就被畀以重任和大权，这说明慈禧太后在此前已了解并信任袁；其次，袁的晋升只是品级的一般变化，算不上超擢；最后，光绪帝对康有为利用袁世凯“围园劫后”之谋并不知情。综合以上三点，再联系到光绪帝在召见袁世凯的前一天曾交给杨锐一道密诏，其中有“不致有拂圣意”（即不可违反慈禧太后之意）的话，显而易见，梁启超的说法不确。不过事情还没完，光绪帝虽无武力对抗慈禧太后之意，但其“引袁”却有自己控制武装力量之心。根据是，袁之晋升，品级变化虽小，而由此有了上奏权的意义却不小。且光绪帝在上谕中特别强调“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意欲何为？《袁世凯日记》称，光绪帝在接见他时说，“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又意欲何为？考虑到袁世凯部本为荣禄所节制，两人私交也不错，于是在档案和野史的层层迷雾中，光绪帝“引袁”以便直接控制武装力量的意图便显露出来了。就此而言，梁启超的说法并非全属空穴来风。
    茅教授在谈到康有为对于戊戌变法史的记述时说，其中“多有夸张自扬之处，须得处处小心”（第21页）。康有为对历史常有“改篡”，这已几乎尽人皆知；实际上对于其他私家著述亦须小心；再进一步说，对于档案也不能大意。问题不仅在于对档案文本本身的误读，还在于研究者通常需从文本出发做进一步的推理，可谓一步错，步步错。下面引四例以证此言不虚。第一例，有研究者在谈到宋伯鲁、徐致靖、王照请开懋勤殿的三件奏折时，将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的“随事递上，初二日发下”解为呈递给光绪帝，初二日由光绪帝发下；茅教授则解为呈递给慈禧太后，并由慈禧太后发下。这三件奏折十分重要，慈禧太后在八月初二日之前是否看到了它们当然也很重要（见第41-42页）。第二例，军机处有多种档册记录上谕，有研究者忽视了这一点，因《上谕档》八月初三日未记载某两道上谕（实际上载入了其他档册），便错误推断“初三日慈禧太后已取代光绪帝亲自发布上谕和裁决日常政务”（见第65页）。第三例，据内务府“黄记载”，慈禧太后八月初六日从西苑返回颐和园，这本为事先安排，后来并未实行，但有研究者将“黄记载”误作事后记录，遂将此误作已然发生的事实（见第119-120页）。第四例，《穿戴档》主要记录皇帝的穿戴并附带记其行止，如果没有换衣服，有些政务活动经常不记，有研究者忽略了这一点，乃由此推断从八月初八日至十一日，慈禧太后“就不让光绪帝和她一起‘在便殿办事’了”（见第128页）。以上四例中的研究者都是熟谙清官档案的专家，他们尚难免出错，何况我辈？这里需要补充一句，《史事考》对于档案的解读当然也可能有不确之处。
    在《史事考》的“自序”中，茅教授对于查阅档案的人数逐渐减少颇为感慨：“从拥挤到冷清，我虽目睹了阅档室的变化，但经常找不出此中的答案。”（自序第1页）我想，这其中或许有急功近利、不愿坐冷板凳的因素，但问题肯定不限于此，否则，如若坐几个月档案馆的冷板凳就可以产生一篇有创见、有分量的研究报告，档案馆恐怕就不会是目前这个样子了。记得曾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这样的讲法：“让史料自己说话。”这句话恐怕有问题，如果史料自己就能自截了当地告诉研究者曾经发生过什么，那么“史才”、“史识”就没有了用武之地，学术研究的价值也要大打折扣了。实际上，档案是实时、实地形成的工作记录，并不是专为历史研究者准备好的现成答案，研究者需要从看上去毫无联系的散乱文献中寻觅出蛛丝马迹，进而依情理、事理和“道理”把它们勾连起来。“自己说话”的史料类似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可能有价值，也可能没有，而判断的标准就是有效的证据，尤其是合乎逻辑的证据链。《史事考》在考证1898年徐桐出奏“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与清廷中枢调整人事结构的联系时（第186-195页）曾提到：“黄尚毅在《杨叔峤先生事略》中称，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致信杨锐，称……‘非得南皮（即张之洞）入政府不可’，杨锐遂与乔树楠‘说大学士徐桐，并代作疏荐张，得旨陛见’。”这显然是一条“史料自己说话”的好材料，但茅教授却认为不大可信：“证据有三……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如果此事由杨锐出头，必会密告张，而从张后来得到电旨后不知所措的行为来看，他没有得到预报。”在否定黄说的同时，《史事考》利用清宫档案和《翁同龢日记》、《张文襄公全集》等另起炉灶，展开了迂回曲折的论证。第一步是分析朝局，奕病重，翁同龢权势太盛，清朝上层权力结构不和谐。第二步讲保守的徐桐不满并担忧这种局面。第三步讲徐在一个月后又上折请严谴张荫桓，“明言攻张仍暗中稍涉及翁”，以此阐明徐的前一折别有深意在，即“以张驱翁”。第四步讲慈禧太后考虑了三天才做出决定，以揭示“兹事体大”，不是一般的督抚来京陛见。第五步引翁同龢的话“盖慈览后，圣意如此”，表示光绪帝顺从慈禧太后之意。第六步，述清廷再三催促张之洞尽快启程。最后一步，一个多月后，翁已去，王文韶、裕禄入军机处，人事调整完毕，不再需要张之洞入京。《史事考》兜了一大圈，结论与黄尚毅的说法类似，而可靠性大大增加。茅教授曾说，有人认为考证不需要想像力，这是误解。我介绍上面的例子也是想说明，由于档案的“工作记录”之性质，其对于考证历史问题的价值往往藏在深处，要利用之，熟悉和技巧固不可少，而想像和推理的能力尤为必要。
    《史事考》不仅发掘档案文本下面的“隐义”，而且发掘档案没有说出来的话。在第134-137页茅教授考察了政变后不久的两件朱谕，一为无头无尾、语多零乱的光绪帝“朱笔”，一为军机大臣据“朱笔”拟就的明发上谕。经过比较，后者提到的康有为等人的罪名绝大多数出于朱笔，惟一的例外是前者无而后者有“围园劫后”之说。茅教授的推论是，光绪帝并不认可此说。再举一例。茅教授在军机处档案中发现了两份伊藤博文觐见光绪帝的文字记录，同样的东西，为什么要另抄一份？他认为，很可能是呈送给慈禧太后的；而这又进一步证明慈禧太后初四日突然回西苑就是针对这次觐见，目的不在训政。
    二
    《史事考》对于时间特别重视，仔细想来这是有道理的。一是因为在戊戌年七月底八月初，政局动荡不定，几乎时时在变化；二是因为此书论证十分严谨，这就要求论证逻辑要严密，而时间天然的就有逻辑性，比如，一个人在一个时间只能出现在一个地方，而不能分身两地。在我看到的一些文章中，往往不大注意这种时间上的逻辑关系，对于文化史研究这或许尚可接受，但如此做政治事件史的研究则肯定要出问题。一个事件就是一个过程，发生在前的无疑要对发生在后的产生影响，前者因此就成了后者的原因或条件（这里是讲同一个过程），如果将前后次序颠倒了，读者难以索解事小，改变事情的性质或因果关系事就大了。若用发生在此时的史料来证明发生在彼时的事情，字面上虽可理解，但必会曲解历史过程。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不同的历史现象无论多么相似，总还是不同的，至于人的思想和意识更是时时在变。
    在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以说明时间对于政治事件史研究的重要性。据康有为自己讲，八月初三日他接到光绪帝密诏后始决定发动“围园劫后”，那么，光绪帝与此计划是否有牵连？慈禧太后初三日突然决定次日回西苑与此计划是否有关？这两个问题一直聚讼纷纭。《史事考》先考察了光绪帝离开颐和园的时间，又考察了慈禧太后做出突然决定的时间，之后着手考察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起止时间（这是康党发动其计划的关键）。茅教授不但分析了相关人物如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及毕永年等的说法，还进而考察了袁的住处和康、梁等候谭从袁处回来的地点及两个地点间步行所需时间。做完这些，证据链就形成了：“梁启超与袁世凯记录的时间恰是完全相同，即谭嗣同造访时间为傍晚，离去时间为深夜。康有为的记录证实了谭嗣同回到金顶庙的时间，而毕永年的记录证实了谭、康、梁当晚的行踪。”（第91页）而结论是，慈禧太后的决定与谭访袁无关。关于光绪帝是否知道康党的计划，茅教授着重指出，“康谋”是在八月初三日做出的，而光绪帝在初二日以后再未与康党联络，这样，若讲光绪帝知情便会违反时间的前后顺序。我以为，茅教授这种考证方法类似于数学的反证法，举重若轻，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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