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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余先生清楚地展示了南宋道学宽泛的范围（我称之为道学群体或者道学社群）。例如，他不仅将张栻、吕祖谦、陆九渊与朱熹同视为道学思想家的领袖人物，而且还指出，正是由于这四位大师，道学才成为南宋的一个主要学派（卷2，15页）。他经常引用并逐个讨论这四位大师，用来说明道学的观念与态度；例如他讨论“得君行道”那一节（卷1，54-92页）。在余先生的著作中，还有一些表述也显然采取了宽泛的道学观念，比如他的顽固派官僚所领导的反道学运动的讨论，这些人把道学改革派看成是政治稳定与既得权力的威胁。（基于这些人攻击道学的理由，我将他们称之为“世儒”。）在有些地方（如卷1，452页），余先生指出，当朱熹将当时反对道学者比作北宋后期禁压元祐党人的蔡京时，朱熹头脑中的道学其实是12世纪宽泛的定义。（我在别处曾表示，北宋元祐党人名录和南宋庆元党人名录表明，在道学反对者看来，道学始终是一个社会政治群体，而不像元代以后专指狭窄的程朱哲学与思想派别。）余先生也指出过，12世纪晚期的党争中，有些人仅仅由于他们不反对道学而被划入道学一派。而且，由于朱熹已成为道学政治派别的象征，因此，对于反道学者而言，将朱熹圈内的人笼统地贴上道学的标签，排除在权力之外，实是一种简便之法。余先生讲，这样用道学，采纳的是宋人对于道学一词所能接受的最宽的界定，但这不应当与儒学史上的道学一词相混同（余先生这里的言外之音是，道学作为儒学史上的术语专指程朱哲学与思想派别）。换言之，宽泛的道学一词“不限指道学之徒”（尤见卷1，464-465页）。在政治个案中，如刘清之因“道学”而遭贬斥，这里的“道学”既不指哲学立场，也不指书院讲学，而是指政治改革运动或政治派别（见卷2，118页，124页）。 余先生富有个性地将道学看成是种种政治标签，这在论及周必大与赵汝愚时也许体现得最具体。赵汝愚被描述成为最贴近道学的人物；但是余先生还是刹住了脚步，没有承认他是道学中人（卷2，198-203页）。周必大本有资格充当道学联盟的领袖，因为他不仅受到四位思想领袖（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的高度尊重，而且他还认同他们的政治主张与改革理想。然而，周必大也是北宋以来主流政治传统的代表人物，他与道学家们终有不同。特别是，有感于朱熹弟子们自树藩篱，排斥其他儒士于道学之外的做法，周必大抱怨说，他们所使用的道学一词存在着空疏不实的问题，这与1190年代庆元党禁对道学的指责颇为相似。周必大还给吕祖俭、朱熹写信，对道学这个标签有意见，但朱熹回答说，在他们的群体正面临着攻击压力的特殊时期，他不愿意放弃这个标签。余先生在描述这种张力时说，这表明周必大最终是道学局外人；这比朱熹弟子们后来以更为负面的笔调描述周必大要早得多（卷2，149-179页）。概言之，即便周必大领导着道学政治派别，但他仍“不是理学家”（卷2，163页）。然而，难道仅仅因为某人批评了道学，他就应被排斥于道学之外吗？毕竟朱熹本人对几乎所有最早追随二程兄弟的几代门人也都批评过；陆九渊对道学标签也有过警告性的意见（余先生认为陆九渊这种警告意见是受了周必大的影响）。在我看来，余先生的这些讨论，很可能反映了视道学仅为一种哲学派别的流行偏见，尽管他坚决反对这种以哲学为中心的偏见，因为它掩盖了政治文化与党争对于理解朱熹以及同时代人思想的重要性。 概括说来，尽管余先生重复地反对朱熹研究中忽视党争和政治文化的倾向，但他仍偶而会表现出受这一倾向影响，这尤其可见于他对道学的一些概括以及对理学一词的偏爱。至少对我来说，南宋史料中道学一词最常用的是指一种群体进行党争的社会政治派别，如果余先生能始终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那么他的论题将会更加具有说服力。由于道学一词有宽、窄二义，因此余先生不用它作为基本术语，以免混淆。然而我想，通过对这一术语进行讨论，这一混淆是不难排除的。此外，理学一词也一直有，并仍将继续有宽、窄二义，因此使用理学这个术语也同样会有混淆的危险。而且，正如余先生所承认的，理学一词在宋代主要是指“内圣之学”（卷2，23页）。可是，理学一词仍为余教授所偏爱而乐于使用，尽管他一再反对过分关注内圣之学而影响我们对作为朱熹学术宗旨的外王一面的认识。无论是将道学与理学等同起来用，还是将道学降到理学的层次，最终都会屈于朱熹研究流于哲学化的趋势，而这正是余先生反复而强烈予以反对的。尽管余先生希望我们的注意力离开抽象的哲学，但他自己却仍喜欢这个已具有强烈旨趣和倾向的流行术语。如果余先生能如宋代史料所反映的那样，前后一致地使用在政治语境中标签化了的道学，他的专题研究难道不是更具说服力吗？ 我关于这两个术语的唠叨与议论，丝毫不减余先生这部朱熹研究中里程碑式的著作的重要性。我不知道，还有哪一部研究朱熹的著作（无论是用什么语言写成的）能够超过这部集精细考证与启人深思的洞见于一体的专著。此外，即使仕途险恶、成功渺茫，但为了国家与社会变得更好，朱熹时代的道学士大夫们仍然承担他们的社会政治责任，力图与皇帝共治天下，余先生的著作所展示的这一历史画面，对于今天和未来的读者都是一个启示和一种挑战。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中国文化史教授，从2003年9月到2004年12月收美国Fulbright Foundation, 根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其部分支持从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次第支持我在北京的研究，而这时当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程钢教授译，而另外两位朋友何俊教授根冀小斌教授帮助我修改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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