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浙东学派之巨擘吕祖谦，博学多识，著述丰富，清人纂述《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评价其学术成就，谓“祖谦于史学最长”，称述其所撰史学著作《大事记》，“每条之下各注从某书修云云，以自附于述而不作之义”，与之并行的《大事记解题》，“则如经之有传，略具本末，而附以己见。凡《史》、《汉》同异及《通鉴》得失，皆为缕析而详辨之。……其用心亦为周至”。以至朱熹虽“平日每讥其学之稍杂，而独于《大事记》称誉不置，尝谓其精密为古今未有，又谓《解题》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思。盖祖谦此书，去取详畧，实有深意，而议论正大，于古今兴衰治忽之理，尤多所发明”[1]。 四库馆臣对《大事纪》和《大事纪解题》的这些评议，主要是针对吕祖谦纂辑此书在“去取详略”之间所蕴涵的微言大义而发；近人论及吕氏之历史造诣，在此之外，似亦往往偏重于其《东莱博议》之类“历史文章”的影响[2]。这些观点，所说自然没有什么错误，不过，一如四库馆臣所指出的那样，“当时讲学之家，惟祖谦博通史传，不专言性命”[3]，作为这样一位独以史学见长的宋学名家，更进一步深入分析其史学著作，除了这些他所要寄托的社会理想和施政见解之外，从中似乎还可以看到一些纯学术性的史学学识，历史考辨的能力，便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清代乾嘉诸儒，治学盛行考据，溯其渊源，则是承自宋代学者。宋人学术著作，其与乾嘉考据学著述相互贯连之迹象昭彰者，若王应麟之《困学纪闻》，乃众所熟知[4]。其实，若是将宋人的考据性著述，视作清代乾嘉考据学在治学方法上的学术渊源，则以司马光《通鉴考异》为代表的历史考据，至少在史学考据方面，应该是开辟乾嘉学者史学考据路径的直接先导[5]。据云胡适曾谓司马光为宋代理学的“开山祖师”，而邓广铭先生并不认同这种看法[6]。司马光在理学领域的地位，在这里可以姑且置而不论，不过宋代理学家中独以史学擅场的吕祖谦，其史学著述，显然受到司马光的强烈影响，这一点应该明确无误。
    吕祖谦论学，强调致用与多识，而多识是致用所必备的条件，尝谓：“教国子以三德三行，立其根本，固是纲举目张，然又须教以国政，使之通达治体。古之公卿，皆自幼时便教之，以为异日之用。近日之子弟，即他日之公卿，故国政之是者，则教之以为法；或失，则教之以为戒。又教之以如何整救，如何措划，使之洞晓国家之本末源委，然后他日用之，皆良公卿也。”[7]若欲教子弟以国政之“本末源委”，就不能不研读史书。
    当初司马光纂《资治通鉴》，即是删诸史之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8]。吕氏所著《大事记》，虽然自云“书法视太史公”，但其纪事始自鲁人获麟，乃因“获麟以上既见于《春秋经》”[9]，吕氏承续《春秋》的用意，十分明显。不过，《春秋》本是史官记事的实录，即或曾经孔子删削，也只能是就《春秋》本书删繁就简；而吕祖谦编纂大事记，乃是“采《左氏传》、历代史、邵康节先生《皇极经世》、司马文正公《稽古录》、《资治通鉴目录》，举要历辑而广之，意所未安，参稽百氏，颇为增损”[10]。这种“参稽百氏”以为增损的著述，乃是萃取众说而成一家之言，就纂述形式而言，则显然应当是仿效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的做法；至于其“畜德致用”的著述宗旨[11]，也与司马温公别无二致，只不过《大事记》的篇幅较《通鉴》更为简缩，因而内容也更为精粹而已。
    由于《大事纪》的内容，较《通鉴》精简甚多，用为借鉴，虽更为便利，但读者初读，一时也不易骤然领略书中的史事，《大事记解题》一书，应当就是为帮助读者理解使用《大事记》一书而与之相并而行的辅助性著作，用吕祖谦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所载皆职分之所当知”[12]。
    司马光撰写《通鉴考异》一书，是为准确记录和把握史实；吕祖谦之《大事记解题》，其中也含有大量这类内容。这类考辨异同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将其看作是与司马光、吕祖谦诸人之著述主旨无关的纯学术性事务，但这正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工作和重要内容，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史学研究功力和水平。下面即以吕祖谦对西汉五原郡的设置时间这一具体问题的考述为例，说明其在史事考辨上的学术造诣。
    五原是西汉西北边防前沿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边郡，西与朔方郡为邻，是捍御匈奴入侵的桥头堡，直接关系到秦都咸阳和汉都长安的安危。关于其始置时间，历史文献中有两种看似互相冲突的记载。东汉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西汉五原郡乃是由秦九原郡更名而来：
    五原郡：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13]
    据此，秦九原郡从秦代一直延续到汉初，直到元朔二年，才更名为五原郡。不过，同样是在班固的《汉书·武帝纪》当中，对此还另写有完全不同的记载：
    （元朔二年春）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14]
    依此，五原郡又似乎是与朔方郡同时设置，并没有直接承续秦九原郡的建置。
    对于《汉书》中这一矛盾记载，司马光在编著《资治通鉴》时，似乎感觉非常棘手，于是，他采取回避直接表述这一问题的办法，在叙述卫青收取河南地一事时，并不说明在当地到底设置了哪些郡，而是在下文叙述汉武帝听从主父偃的谋划，为在河南地开垦耕地以解决西北边地军粮供给困难问题，始出兵河南地时，才讲到“上竟用偃计，立朔方郡”[15]。司马光这样处理，是因为主父偃所说的在河南地垦殖一事，实际上只是在朔方郡所在的今内蒙河套地区开垦农田，其他地区农业条件很差，并不适于用作解决军粮的农业基地，五原郡处于河套地区的边缘，即使是与朔方同时设郡，也与此事关系不大，所以，这种叙述形式，其实只是一种回避《汉书》矛盾记载的巧妙办法，司马光并没有理清五原郡究竟设置于何时。当代学者对待这一问题，并没有都像司马光那样审慎，而是大多以为西汉五原郡是在元朔二年时与朔方郡同时设置，这也就意味着秦九原郡的建置，在秦末汉初已经撤销。这样的看法，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主流认识[16]。
    汉武帝元朔二年卫青在西北边地驱逐匈奴并收复秦始皇开辟之“河南地”一事，是秦末匈奴内侵以来，西汉王朝所取得的改变被动挨打局面的转折性胜利，因此是西汉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在吕祖谦生活的南宋时代，由于金人南侵，华夷冲突空前激化，西汉对付匈奴的这一转折性业绩，更是值得大书特书[17]。所以，吕祖谦在《大事记》中特地记述此事云：
    匈奴入上谷、渔阳，遣车骑将军卫青击走之，遂取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18]
    骤看以上记述，吕祖谦似乎简单地采用了《汉书·武帝纪》的说法，其实并非如此，他在《大事记解题》中复就此具体阐释曰：
    即蒙恬所取河南地也。秦亡，地复入于虏，至是始归中国焉。本纪书置朔方、五原郡，是二郡皆新取也。《地理志》载朔方郡武帝元朔二年开，五原郡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若如《志》所言，则朔方新取，五原特更名耳。以五原郡诸县考之，稒阳有头曼城，则其地亦尝为虏取矣。《志》止谓之更名者，岂非郡地虽多为虏所取，而郡名尚存乎？武帝尽复郡境，易以新名，《纪》虽谓之“置”亦可也。[19]
    原来吕祖谦不仅没有信从《汉书·武帝纪》的记载，反而认真考辨说，他倾向认为，五原郡虽然有很大一部分区域，被匈奴占据，但应当如同《汉书·地理志》所记，一直未曾全部沦陷于匈奴之手，到汉武帝元朔二年始完全恢复旧日辖界，同时还改换了新的郡名，所以，不妨沿用《汉书·武帝纪》的表述形式，称作武帝“置”五原郡。
    吕祖谦对这一问题的考释，思路和论证方式，都非常合理。事实上，五原郡在秦汉之际的沿革状况，也正是如此。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卫青收复河南地事云：
    令车骑将军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白羊、楼烦王。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20]
    又《史记·匈奴列传》记此事亦云：
    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21]
    参照《史记》上述记载，单纯从史料角度来看，似乎也是元朔二年只增设朔方一郡、五原郡为沿承秦九原而更名的说法，要更占些优势[22]。这是因为《史记》的记载早于《汉书》，而《汉书·地理志》又能够印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等处的记载；与此相比，《汉书·武帝纪》的记载，则是晚出的孤证。常语云，三占从二。历史研究虽然不能这样简单地处理史料，但是，不同文献的相互印证，毕竟还应当作为判别史料歧异记载孰正孰误的一项重要依据。
    元朔二年这一次卫青收取的河南地，本来是秦始皇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之间，由大将蒙恬开拓的疆域。当时秦人在阳山上设防，九原郡的范围，也一直分布到阳山脚下。秦末陈胜、吴广起事后，秦廷不得不调遣大批北方边防军，进入内地，增援镇压反秦义军的军事行动，从而造成北方边防空虚。《史记》记载秦汉之际北方边防状况说：
    蒙恬死，诸侯叛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23]
    所谓“故塞”，即旧时的边塞，这是指秦统一六国之初的疆界。由于文献资料不足，这道“故塞”究竟设在哪里，过去一直不甚清楚，幸好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中胪列的汉初县道名，为解决这一疑难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利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并结合其他文献记载，现在不仅可以确认，这道“故塞”是设置在秦汉阴山山脉也就是今乌拉山--大青山脚下，而且还可以确认，秦九原郡是由战国赵国的九原郡沿袭而来。秦末边防守军后撤以后防守的边防线，就是战国赵国的北方边防线，而九原郡的辖界，也只剩下了原来赵国边防线以内的很小一部分领土。直到元朔二年卫青大举反击匈奴，才重又恢复秦人旧有的疆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原秦九原郡的故土，这就是汉武帝设置朔方郡并将九原郡改名为五原郡的地理背景[24]。
    由于汉武帝新设置的朔方郡，是设在过去秦九原郡统辖的界域之内，汉武帝虽已恢复秦时故土，但九原郡管辖的范围，却较秦朝已经大为缩小；若与汉初相比较，则又略微有所扩展[25]，所以郡名才改为五原，以与旧时有所区别。周振鹤考述西汉地理建置，揭示出汉朝郡国名称演变的一条重要规律，即汉高祖时，“凡更名之郡皆因郡境有所变化”[26]。武帝之改九原郡为五原郡，也应当是沿用这一命名原则，因其郡境较汉初已有改变，不能不另行启用新名（“五”少于“九”，正是因为元朔二年时该郡的辖境，相对于原秦九原郡，已经缩小很多，汉武帝才将郡名由“九原”改成“五原”）。汉代地名变化的这一规律，逾加证明《汉书·地理志》记载的准确性和吕祖谦考辨的正确性。
    上述五原郡的始设时间以及辖界变化的实际情形，与吕祖谦的论述，完全相符，而吕祖谦能够辨析清楚这样复杂的政区设置问题，并非出自偶然所得，除了其深厚的一般历史知识素养之外，还与他谙熟地理形势和地理设置有直接关系。观吕祖谦所撰《六朝十论》，可见其熟知各地险要利害[27]；而读吕氏《与李侍郎仁父书》，则可以知道，他在史馆时还直接参与过审定国史《地理志》的工作[28]。凡此，都说明吕祖谦具有从事地理考据所必备的基础知识。单纯从研究技术角度讲，地理考据因其必需知识的专门性，在史学考据中属于较为艰深的门类，从对五原郡始设时间的这一考辨结果中可以看出，吕祖谦具有很高超的历史考辨能力，其考释某些史事的眼光，并不在司马光之下。类似的考据成果，在《大事记解题》当中，尚不乏其例。因此，吕祖谦不仅是一位造诣深邃的理学家，在史学考辨和考据学的发展历史上，也应占有一席之地。
    草撰于2005年11月17日
    修改于2005年11月20日
    [1] 《大事记》卷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吕祖谦全集》第八册本）四库馆臣《提要》，页1。
    [2] 贾臻丰《宋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万有文库》本）之《浙东独立学派》，页129～130。
    [3]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四七《史部》“大事记、通释、解题”条，页425。
    [4] 傅斯年《《诗经讲义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页10。
    [5] 参见李裕民《论宋学精神及相关问题》，据作者文集《宋史新探》（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页165。
    [6] 邓广铭《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当中的地位--附说理学家的开山祖问题》，原刊《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此据作者文集《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页287。
    [7] 《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五一《东莱学案》，页1656。
    [8] 《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卷末附司马光《进书表》，页9607。
    [9] 《大事记》卷首吕氏自序，页3。
    [10] 《大事记》卷首吕氏自序，页3。
    [11] 《大事记解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吕祖谦全集》第八册本）卷一，页231。
    [12] 《大事记解题》卷一，页231。
    [13]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19。
    [14]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70。
    [15] 《资治通鉴》卷一八，汉武帝元朔二年，页604。
    [16] 譬如谭其骧论汉高祖末年天子自有十五郡，数云中以西诸郡，而九原不预其间。说详《西汉地理杂考》之“高祖末年汉天子自有十五郡”条，见《长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上册，页96～97。又如，今周振鹤论西汉初年政区设置，即遵从《汉书·武帝纪》，以为五原郡与朔方郡一样，“乃元朔二年汉击匈奴，收河南地后所置”。说详所著《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下篇第三章第一节《朔方、五原二郡沿革》，页155～157。若再向更早追溯，则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即持此说，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排印《丛书集成》本）卷二，页17。
    [17] 案吕祖谦论史，虽然对汉武帝开边，一向颇有微辞，如《大事记解题》卷一二称述武帝开拓四境事为“四边皆骚动”（页788）；吕氏甚至指斥汉武帝“开西域、平南越、讨北伐”诸事，为“假儒术以欺天下”（见《武帝》，《吕祖谦全集》第一册《吕集佚文》，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页919），“弃六世之业，以快二三臣之欲”（见《汉文帝》，《吕祖谦全集》第一册《吕集佚文》，页915～919），等等，不过，是非的价值判断是一回事，事实重要性的认定是另一回事，这些看法并不妨碍吕祖谦重视这一“职分之所当知”的重大史事。
    [18] 《大事记》卷一二，页160。
    [19] 《大事记解题》卷一二，页789。
    [20]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页2923。
    [21]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页2906。
    [22] 案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即采用了《汉书·地理志》的说法，谓九原郡乃“汉武帝元朔二年更名五原也”。说见《水经·河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上海，中华书局，民国排印《四部丛刊》本）卷三，页7a。
    [23]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页2887～2888。
    [24] 别详拙稿《阴山高阙与阳山辨析--并论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的走向以及长城之起源诸问题》，刊《文史》2005年第3期，页5～64。又《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的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的战略地位》，将刊于《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25] 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关中诸郡图》，页5～6；又西汉《并州、朔方刺史部图》，页17～18。
    [26]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上篇第十章第一节《吴姓长沙国》，页120。
    [27] 见《吕祖谦全集》第一册《吕集佚文》，页877～892。
    [28] 见《吕祖谦全集》第一册《吕集佚文》，页699～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