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勇贤棣如晤：
    久未得音信，时在念中。顷获读赐书，为之欣慰不置。
    从大札中得悉，尊体间有清恙，又为之悬系无已。心脏病虽有各种，皆不可忽视。数年前我曾经历过一次危险阶段，这是您知道的。在那次病前，医生见告心律不齐，甚至明白说明心脏病，我都没有注意，以致后来发生了危险。看来不时找医生检查服药是不可少的。我安装起博器后，大致趋于正常，惟工作稍多，仍感胸闷，还是不大妥当。盼多保证，以少劳累为宜。
    《历史地理》请你替我写传，这是他们一番盛意，其实没有什么可写的，能不写最好。关于《中国疆域沿革史》事，有一些杂言，几年前，上海有一个什么人在文字中涉及过。为此我曾向葛剑雄先生简单谈过当时写作经过。既承问及，再作说明。
    这本书是由顾颉刚先生和我署名的。实际上参加写作的还有杨拱辰（向奎）先生。
    我刚到禹贡学会工作，为时还未很久，顾颉刚先生就指定拱辰先生和我共同为他起草这本书。那时我刚由大学毕业，这样的工作是担当不起的。拱辰先生说，只是搜集资料，起个草稿，颉刚先生会自己斟酌的，不必多所顾虑。这是顾颉刚先生交给我办的第一项工作，也是我在禹贡学会的具体工作，我也不敢推辞。好在有拱辰先生在前，我可以不必多操心。拱辰先生和我为此先后多少次请示顾先生，按照顾先生的嘱咐和安排，确定了全书目录和写作要点，顾先生对此事很重视，目录虽已初步确定，还一再修改和补充。最初只是就疆域沿革设想，后来又添上长城和运河，还有明代的边墙，以为这样大的工程，不能令其湮没无闻。稍后又添上《中国疆域沿革史已有的成绩》，以为今日能够对疆域沿革有所论述，是由前代学者已经建树下的基础。此书写作之时，日本军阀的侵略已经极端猖獗。现在的北京，那时称为北平。北平已成为危城，动辄一夕数惊。在危城中写书，不能不受制约。顾先生当时另外领导一个通俗读物编刊社，编印许多小册子，宣传抗日。顾先生认为百年积弱，至此已臻极点，其间国土沦丧，其来有渐，竟至当前的惨状，不能避而不谈，因又添上《鸦片战后疆土之丧失》一章。其时民国建立才二十余年。这二十余年的变迁，原来没有计划写入。顾先生以为现在不提及，日后也许被人忽略。因而又添了一章。
    至于具体的写作，顾先生指示，汉代及其以后各史多有地理志，此书所述，皆以地理志为准，汉代以前，则于文献记载之外，兼取前代学者间的成说。地理志所载一代地理至为烦杂，仅取一级和二级区划，列成表格，所有地名，文内皆不注今地，另外在图上显示。这样指示省却许多麻烦，因全书只有十万字，稍一繁琐，文字就难免增多。
    确定了目录和写作要点，拱辰先生写了一部分，后来到日本去了。我写得很慢，拖了一年多时间，还劳顾先生不时催促问讯。
    我的起草工作虽是按照计划进行，具体的写作，每一章还是由顾先生作指示，并指定参考书。顾先生藏书甚富，他允许我到他家中自取自用。我按照指示，进行起草。随时送请顾先生修改。顾先生修改的很仔细，其中有些章节，写了一次不行，还要另行改写。我清楚记得，有一天黄昏，天气很热，我和几位来访的乡友在院中乘凉，顾先生突然驾临，带着我送给他的部分草稿，一行一行地指出应该重写的道理。这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特殊受益，在坐的乡友皆为之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想到这位学者对年轻人这样的关怀。他们到处传说，知道的人都引为奇事。前几年，还有当时的一位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称道我和顾先生的关系，文中特引用了这件事。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民主促进会陕西省委员会所编印的《陕西民进》上。
    这本书虽由拱辰先生和我从事起草，当时在禹贡学会工作的韩儒林、童书业、张维华诸先生皆多有助力。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韩儒林先生建议论述元代，应添上四大汗国，张维华先生建议增添有关民国时期的论述，皆为顾先生所赞同，分别列为章节。童书业的襄助更为繁多，不具细举。书中所附的舆图，有的就经童书业先生订正过。
    最后向商务印书馆寄交文稿时，拱辰先生尚在日本。寄文稿的同时，须附上商务印书馆所拟订的出版合同书。顾先生在合同上签字，写了他的名字后，接着又写上了我的名字，这使我大吃一惊。我只是作了些搜集资料和起草的工作，怎敢写上名字，而且写在顾先生的名字后面。顾先生听了我的陈述后，却说是应该的。我再次请求说，如果要写，应该写上拱辰先生，把我的名字去掉，因为拱辰先生作的工作多，且都是重要的。顾先生说：“拱辰已经和我合写了一本《三皇考》，这次就不写他了。一本书写三个人的名字，也不合适。”
    这宗事情，使我深深感到顾先生当年对我这样年青人的教导和培植。顾先生写作很敏捷，他写《汉代学术史略》，也是十万字，听说只用了十多天时间。这本书如果是他自己执笔，应该早就写成了。我参加起草工作，既耽搁了时间，费了一年多的日月，又得他自己修改。如果不是有意教导我，何至这样的费事，还把我的名字写上。顾先生当年对于我这个年青人是这样的费心，使我永铭心中，未能或忘。
    直到前几年，我才知道，顾先生当年曾经邀请过谭其骧先生写这样一本书。具体的曲折内容，当时拱辰先生和我都不知道。
    承您询及，我把我能想到的顺便陈说。拱辰先生健在，当可帮助回忆。
    如上所说，我当时只是参与受命搜集资料和起草的工作，不是自己着书立说。我写出草稿，要经过顾先生审阅和修改，在顾先生面前，我如何敢把别人的东西拿来蒙混他？若是蒙混，顾先生亲自批改时怎能看不出来？顾先生是那样的精细，如何能蒙混过去？何况所说的别人，顾先生也是清清楚楚的。上海那个什么人的杂言，是有意中伤我诋毁我，可是他不知道为这本书作搜集资料和起草的人，并非只有我一个人。

    颛此，顺颂
    着绥    念海拜上  八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