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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于是，秦始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1]，采用整齐划一的行政方式，统治全国各地。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与“车同轨、书同文字”意义同等重要的政治举措，并成为后世郡县政区沿革起始的基点[2]。因此，引起古今许多学者的关注。
传世史籍中明确记述这三十六郡的名称，始见于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其后，唐朝官修的《晋书·地理志》[3]、北宋欧阳忞的《舆地广记》[4]、南宋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5]、元人方回续撰《古今考》[6]，以及胡三省注《资治通鉴》[7]，直至明末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重要著述[8]，均一直沿用这一说法。因此，裴骃所说，显然是传统的主流观点。
对于秦始皇三十六郡的这种认识，从清代康熙年间考据学兴起时开始，发生转折；到乾嘉时期，考据学兴盛之后，更完全变换成为另一种局面。清代考据学者治学，有一条基本途径，这就是摆脱后人注疏述说的束缚，直接分析最早的文献记载，做出自己的裁断，用其代表性人物钱大昕的话来说，就是“言有出于古人而未可信者，非古人之不足信也，古人之前尚有古人，前之古人无此言，而后之古人言之，我从其前者而已矣”[9]。依循这样的途径，刘宋裴骃的说法，其出现时代显然已经较晚，是否可靠，便需要重新审视。学者稽考的结果，是绝大多数人普遍认为，裴骃所说，不足以信据。时至今日，裴氏旧说，早已被学术界所摒弃，在很大程度上，它只不过是存留在学术史上的一段认识经历而已。
然而，学术研究的历程，往往是在不断的循环往复中向前演进。有些时候，一个过后看来非常简单的错误思考方式，在当时却有可能引导整个学术界的研究方向，走入完全错误的路径。清代康熙以降直至今日，绝大多数学者对于秦始皇三十六郡的研究，似乎即处于这种状况之中。
一、论清儒以降考证方法之不可从
《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在每个郡下，记述其建置缘起，于秦朝既有之郡，往往标注有“秦置”、“秦郡”、“秦某郡”或“故秦某郡”字样，清代学者舍弃裴骃旧说而重新考据秦始皇三十六郡，其基本方法，便是勾稽《史记》、《汉书》以及《水经注》诸书中的零散史料，来一一验证这些所谓的“秦郡”，是否确为赢秦一朝所有，并且核定其设置年代，以确定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前，秦人是否已设有此郡；同时，还依据这些史料，来补充前、后《汉志》记述的缺漏。
在这些学者当中，由陈芳绩始启端绪[10]。随继其后的学者中则以全祖望行年较早，而且所做分析，深入系统，对后世最具影响[11]。王国维沿承清儒馀绪，考稽愈加精深；同时，在方法论上，王氏也把依从早出史料这一准则，推向极至，谓“以《汉书》证《史记》，不若以《史记》证《史记》”，应“尽置诸家之说，而于《史记》中求始皇二十六年所置三十六郡之数”[12]。最后，谭其骧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总其大成[13]。谭氏所得出的结论，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早已成为定论[14]。下面即以全祖望、王国维、谭其骧三人为主，论述诸家考订的结论。
综合诸家考证见解，得到大多数人认同的秦郡，有如下三十三郡：
三川 河东 陇西 北地 上郡 汉中 巴郡 蜀郡 云中 雁门 代郡 太原 上党 上谷 渔阳 右北平 辽西 辽东 邯郸 钜鹿 东郡 齐郡 琅邪 南阳 颍川 砀郡 泗水 薛郡 南郡 九江 会稽 黔中 长沙
这三十三个郡，诸家几乎一致公认，其应设置于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前[15]。因此，这里不予详细阐释。其余所缺的三个郡，诸家看法差别很大：
陈芳绩： 鄣郡 郯郡 九原
全祖望： 楚郡 广阳 东海
金 榜： 鄣郡 郯郡 九原[16]
梁玉绳： 内史 广阳 九原[17]
洪亮吉： 鄣郡 郯郡 九原[18]
赵绍祖 鄣郡 郯郡 九原[19]
刘师培： 鄣郡 郯郡 九原[20]
王国维： 陶郡 河间 闽中
钱 穆： 楚郡 广阳 闽中[21]
谭其骧： 陈郡 广阳 闽中
除去重复，实际有楚郡、东海、广阳、九原、内史、鄣郡、郯郡、陶郡、河间、闽中、陈郡十一郡，有可能属于秦始皇二十六年所置三十六郡之中。但是，内史为秦廷京畿所在区域，为秦人所固有，此史有明文，自毋庸征考，内史是否应列入三十六郡之内，只是如何理解秦始皇三十六郡的范围和性质问题，所以，姑且留待下文再行讨论。下面先来具体看一下，其余的十个郡，究竟设置于何时[22]。
楚郡。全祖望依据的史料，为《史记·楚世家》，其原文如下：
（王负刍）五年，秦将王翦、蒙武遂破楚国，虏楚王负刍，灭楚名为楚郡云。《集解》：孙检曰：“秦虏楚王负刍，灭去楚名，以楚地为三郡。”[23]
全氏复谓“楚郡即陈郡也。楚郡治陈，故亦称陈郡”。案全祖望对上述文献的解读，实际上是承自司马光《资治通鉴》。《通鉴》述“灭楚名为楚郡”一事，作“以其地置楚郡”，元人胡三省释此楚郡云：“盖灭楚之时暂置耳。”[24]然而，并观裴骃《史记集解》，可知裴氏当时所据《史记》，应作“灭楚名，为郡”，“为”字前面的“楚”字，明显是后来的衍文。不仅如此，“楚”字还触犯秦始皇父秦庄襄王的名讳“子楚”。清人梁玉绳对此早有考述说：“此言始皇讳楚故灭去楚之名，而于楚地置郡耳。《集解》孙检曰：‘秦虏楚王负刍，灭去楚名，以楚地为三郡。’所说甚明。……秦避庄襄王名，改‘楚’为‘荆’，岂有置楚郡之理。”[25]赵绍祖亦诘之曰：“夫曰灭楚名，何得置楚郡？”“所以灭楚名者，以讳楚故，其必不置楚郡明矣。”依此，全祖望对上述史料的理解，存在明显问题，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所谓“楚郡”。
全祖望这一说法，后来罕见有人采纳，正是基于这一点。惟有近人钱穆，百般回护其说，而所论实自穷促，终究无法解释秦人讳楚何以又会以“楚”名郡的疑窦。对此，钱氏虽强自辩解说：“纵谓始皇讳楚，然秦廷名之荆郡，（或陈郡），而东方自号楚郡。犹如史公于《始皇纪》讳楚称荆，于《楚世家》则仍有楚字，非不可也。”可是，司马迁乃汉人而非秦人，无需回避秦廷忌讳，记事自宜名从主人。《史记》在《楚世家》叙述楚国史事时使用“楚”字，是从楚国之实；在《始皇本纪》中称“荆”而不云“楚”，则是从秦国之实；同样，记述始皇所置秦郡的名称，也要从秦人之实，而从秦人之实，就不应该有“楚郡”的郡名，这一点不容置疑。况且论始皇三十六郡问题，本来就是要确定诸郡名称，若如钱穆所说，实际上最终所能认定的只是秦人灭楚后即在当地设郡而已，至于此郡是名为荆郡，还是陈郡，钱氏仍无法阐释清楚。因此，终究还是无法论定楚郡的存在。
郯郡。《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东海郡的治所在郯县。东汉应劭注云东海郡乃“秦郯郡”[26]。《水经注》记郯县沿革云：“东海郡治。秦始皇以为郯郡，汉高帝二年，更从今名。”[27]，《魏书·地形志》亦云秦置郯郡，汉高祖始改名为东海[28]。至唐人李吉甫之《元和郡县志》，则更明确记述说：“秦置三十六郡，以鲁为薛郡，后分薛郡为郯郡。汉改郯郡为东海郡。”[29]据《水经·泗水注》，秦薛郡始置于始皇二十三年[30]。所以，秦朝若确有郯郡，其存在时间，应当在秦始皇二十三年至汉高祖二年之间。洪亮吉推测“分薛为郯，即在二十六年并天下之后也”，所说虽较合于情理而于史无据；而且洪氏本以郯郡充始皇二十六年始并天下之三十六郡之数，此又自言分置郯郡在二十六年之后，首尾已自相绝折。
东海（东晦）。东海郡见称于《史记》之《陈涉世家》和《绛侯周勃世家》[31]，然而，所述均属秦末至楚汉之际史事。今所见秦封泥有作“东晦□马”者，研究者以为“东晦”即“东海”[32]，所说应是。《淮南子》记四方之极有云：“北方之极：‘自九泽穷夏晦之极，北至令正之谷。’”东汉高诱注谓：“夏，大也。晦，暝也。”[33]此北方“大暝”之极，正与《庄子》“北冥有鱼”之“北冥”相应。盖唐陆德明《经典释文》释此“冥”字云：“本亦作‘溟’，北海也。”唐人成玄英释云：“溟，犹海也。取其溟漠无涯，故谓之溟。” [34]“暝”、“冥”、“溟”三字俱相通，故北方之“夏晦”亦即北方之大海[35]。准此，“东晦”义亦等同于“东海”，而不是别有寓意，故此郡名当从秦人正式用法，正作“东晦”。
全祖望谓东海（东晦）郡系“始皇二十四年置”，可是没有举述任何证据，无法令人信从。王国维和谭其骧并云此郡乃始皇二十六年既并天下以后所增置，也没有确切依据。仅仅依据其见于记载的初始时间，还无法推断东海郡的始置年代。
《史记·陈涉世家》涉及东海（东晦）郡之记事云：
陈王初立时，陵人秦嘉、铚人董绁、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将兵围东海守庆于郯。[36]
《汉书·陈胜传》所记与此略同[37]。因汉东海（东晦）郡治郯，所以全祖望认为，上述记载说明郯也是秦东海（东晦）郡的治所。这样一来，郯成为东晦郡的属县，所谓秦之郯郡，自然不复存在。谭其骧沿承全氏此说，说是因为自应劭以下之郦道元、魏收、李吉甫诸人，皆曰秦置郯郡，乃致使东海（东晦）之称转晦。谭氏且列举汉初相关记载对此说明云：
《汉书·楚元王传》，汉六年，立交为楚王，王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高帝纪》六年记此事，东海作郯郡。东海治郯，楚汉之际亦称郯郡也。
就《汉书》之《楚元王传》与《高帝纪》的不同记载而言，谭其骧的解释，固然极精当。因为汉初人叙事，本有以郡治县名替代郡名的习惯，司马迁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者年表》中，讲述汉高祖末年天下郡国大势，谓“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38]，所说“江陵”，就是以南郡治所的名称来代指郡名。“江陵”县名双字，故虽以县代郡，却依双字郡名惯例，不缀加“郡”字；而“郯”这一县名为单字，故依单字郡名惯例，后附“郡”字[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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