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此所谓“陈郡”的始设年代，王国维推断有两个自相矛盾的时间。王氏先是说，此陈郡虽见称于始皇二十六年之后，“然不得谓始皇二十六年未有此郡”，即它有可能设置于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前。但是，王国维随即又说，秦之陈郡，乃是始皇三十三年设立九原、南海、桂林、象郡后，与东海郡一同析置。谭其骧则推测说：“按《始皇本纪》，二十三年，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陈郡当置于是年。秦于六国故地多置郡，且自陈以至平舆，实得《汉志》淮阳、汝南二郡之地，果优足以置一大郡。”所说虽然非常合乎情理，却苦于在当时尚找不到直接证据。 秦封泥见有“淮阳弩丞”。秦朝郡、县俱设有丞[87]，然而秦封泥所见县丞只是在县名后缀加丞、印等字，作“X丞”、“X丞之印”、“XX之丞”、“XX丞印”，并无职事之分别，说明其员额应仅有一名；而封泥中所见郡丞，却不止一名，且各有专门的职事，如邯郸郡的“邯造工丞”、代郡的“代马丞印”、琅邪郡的“琅邪水丞”[88]，所以，这方“淮阳弩丞”印，也应该是属于淮阳郡的“弩丞”。 汉高祖十一年，立有淮阳国，都陈县，即当年陈胜所攻之陈邑[89]。淮阳国辖有此所谓“陈郡”及颍川两郡境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说秦取“陈以南至平舆”地域，俱在此淮阳国之“陈郡”辖界[90]。参合“淮阳弩丞”封泥来推测，此所谓“陈郡”，本应名为淮阳郡，是由秦淮阳郡沿承而来，淮阳国的国名也是得自这一郡名。盖淮阳郡治陈县，依前述汉初人以郡治县名替代郡名的叙事习惯，完全可以用郡治之邑“陈”，来代指淮阳郡名。不惟《史记·陈涉世家》云“陈守令皆不在”，是循此通例；《汉书·高帝纪》载张良献计笼络韩信，谓“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91]，以及《史记·货殖列传》以陈与沛、汝南、南郡等郡并举[92]，也应是如此。 马非百针对王国维和谭其骧对陈郡的考证，曾指出：“陈有守有令，其为一郡，实无可疑。唯郡名似当为淮阳。《史记·留侯世家》：良尝学礼淮阳。……云梦出土的四号墓中有木牍二方，牍中亦有‘黑夫等直佐淮阳，攻反城久，伤未可知也’之语。据考证此墓为秦设置南郡至秦统一全国这一历史时期之葬地。而所谓‘直佐淮阳，攻反城久’，则是指秦始皇二十三年李信攻楚大败后，秦王复召王翦使将兵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一役而言。然则在秦始皇时，淮阳确已成为‘攻反城’之重要根据地及指挥部矣。” [93]今案马说不够确切，云梦木牍“攻反城”之役，与王翦取陈以南至平舆并虏荆王一役无关，而是继此之后的另一次战役。《史记》记述秦灭楚经过云： （秦王政）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强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秦王游至郢、陈。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94] 郢为今湖北江陵，陈为今河南淮阳，两地先后为楚国都城，至王翦“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之时，均已归入秦人版图，故秦王政巡游至此。项燕等“反秦于淮南”时，陈邑附近已在秦人控制之下，所以，云梦木牍之“黑夫”，在书信中云其乃是“佐淮阳”而“攻反城”[95]。这可以证实确如谭其骧所推测，秦廷在王政二十三年取得陈以南至平舆一带之后，当即设立了淮阳郡[96]。 总括以上所做考述，可以明确：楚郡、陶郡两郡，目前均没有足够史料，能够说明其属于秦郡；鄣郡和九原郡，很有可能为秦郡，只是迄今为止，还没有能够论定其始置年代；郯郡（即东晦郡）和闽中可以确定为秦郡，但郯郡（即东晦郡）的始置年代，同样无法认定，闽中郡则不可能设置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划定秦郡之时或是在此之前，而只能在此之后；剩有广阳、河间和淮阳（陈郡）三郡，基本能够断定，应设置于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前。 除了广阳等三郡之外，在上述诸家之外，还有一些学者，考订以为在始皇二十六年之前，应存有其它秦郡；而利用相关文物资料，对此还可以再加以印证和补充。 河内。其说始出姚鼐，谓《史记·项羽本纪》载赵将司马卬定河内而立为殷王，王河内，故“秦有河内郡也”[97]。因谭其骧置河内于三十六郡设定之后所分置，马非百《秦集史》续有详细考辨云： 河内立郡之始，似当在昭王时。《六国年表》：昭王二十一年，魏纳安邑及河内。三十三年，魏入南阳。三十九年，攻魏，拔怀。四十一年，取邢丘。自是，遂有河内之大半。安邑即河东。河内在魏及汉均为一郡〔《孟子》：梁惠王云：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河东凶亦然。胡三省注：河内、河东，魏二郡〕。在秦亦应为一郡。昭王时有河东守王稽。足证河东在昭王时即已立郡。安邑、河东同时入秦，其立郡亦必在是时甚明。 《白起列传》：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如河内原非一郡，而秦汉两代均无名河内之县邑，则魏所献与昭王所之者，究为何地？而所赐民爵及发年十五以上者又为何地之人？以上文“王之汉中”，“又之上郡北河”文例观之，所谓“之汉中”者，往汉中郡也，“之上郡北河”者，往上郡属县北河也。则此所之之河内，亦必为一郡，实已毫无疑义。《秦始皇本纪》：十八年，大兴兵伐赵，王翦将上地，下井陉，杨端和将河内，羌瘣伐赵。上地，《正义》：上郡上县，今绥州等是也。将上地、将河内，即将上郡及河内所发之兵也。准以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秦本纪》〕，及发四郡兵助魏击楚〔《六国年表》〕之例，如河内不是一郡而为一县，则杨端和所将之兵，岂能自成一军耶？[98] 马氏所论，信而有征，诚为以往研究秦郡者所忽略，今应据之补入。 清河。存世有秦“清河太守”封泥[99]。这方封泥曾着录于《齐鲁封泥集存》，王国维为《集存》撰跋文，据其形制断为“汉初之物”[100]。当年王氏所见秦封泥有限，判断不够准确；近年秦代封泥大量出土后，研究者已可明确断定这方封泥应属秦代[101]。 西汉有清河郡，核心区域在今河北清河、故城至山东临清、武城、夏津、高唐一带[102]，即汉以前之《山经》、《禹贡》河与《汉志》河这两道黄河河道中间的地域[103]。战国时这里属赵国，有武城邑，又称东武城，为平原君赵胜封邑[104]。清河在赵为东疆重地，与常山（恒山）东西并称[105]。秦王政十四年，秦将桓齮攻取赵平阳、武城[106]。由平原君封邑可知，武城为清河重镇，它的失守，标志着秦已攻取整个清河区域。所以，秦清河郡即应设置于此时。 秦清河郡的范围，西部应比汉代的河间郡要广阔许多。与武城一道入秦的平阳，位于唐“相州临漳县西二十五里”[107]，在漳水南岸[108]。武城所在的清河地区，既然已经设郡，平阳所在的漳水南岸区域，不能无所统属，应当一并归入清河管辖。 恒山。近年发现有“恒山候丞”封泥[109]。卫宏《汉官旧仪》载汉代官制云： 汉承秦，郡置太守。……边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马、候、农都尉，皆不治民。[110] 据此，则候为秦边郡武官，非内地所设官职，说明恒山曾为秦之边地。秦统一后恒山地区不濒临边境，其成为边地，只能是在初被秦人吞并的时候。 秦王政十四年，秦将桓龁率兵“取宜安”，唐初李泰称宜安地在“常山稾城县西南二十五里”[111]；翌年，秦军又拔取鄱吾，唐人司马贞云鄱吾也是在常山附近[112]。这里所云“常山”，是沿用隋代郡名，唐代在大多数时间内名为恒州[113]，州名得自辖界内的恒山[114]，“常山”即恒山所改名（详下第五节）。宜安、鄱吾都在恒山附近；而在此之前，燕国曾“献常山之尾五城”以事秦[115]，前后相并，表明在秦始皇十四、五年间，恒山周围区域已并入秦境，恒山郡也就应当设立于此时。 此时，赵国的腹心部即邯郸附近的东阳地区，还没有易手；北部赵之代郡和燕国，则直到秦王政二十五年，才被秦国灭掉[116]。《荀子·强国》篇中，有下列一段记载，正反映出恒山附近地区在这一时期内处于秦国边防前沿的状况： 今秦南有沙羡与俱，是乃江南也；北有胡、貉为邻；西有巴、戎。东在楚者，乃界于齐；在韩者，逾常山乃有临虑；在魏者，乃据圉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其在赵者，剡然有苓而据松柏之塞，负西海而固常山，是地遍天下也。威动海内，强殆中国。然而忧患不可胜校也，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 文中“圉津”，唐人杨倞注云：“‘圉’当为‘围’。《汉书》曹参下修武，度围津。颜师古注曰：‘在东郡。’” [117]秦攻取围津附近地区设置东郡，在秦王政五年[118]，故《荀子》所述史事应在此之后。又《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王政十七年灭韩置颍川郡[119]，而上文论秦与列国间疆界，韩国尚预名其间，知应在此之前。其论秦赵界域，谓秦人“负西海而固常山”，正说明在王政十四、五年至十七年期间，秦人乃是据有恒山（常山）周围地区而俯临赵国[120]；所以，才会设置“恒山候”这一武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