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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注重考古学和艺术史的研究，发表新材料，是《唐研究》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中国考古研究机构的管理体制，考古报告一类新材料，必须首先公布于《考古学报》、《考古》、《文物》和各省的地方考古专刊上，我们也正乐得于发表以新的考古资料为依据而写出的考古学和艺术史方面的论文。在第四卷中，我们发表了一组这样的文章：金维诺《唐代在书画理论上的继承与发展》、杨泓《隋唐造型艺术渊源简论》、罗世平《地藏十王图像的遗存及其信仰》、徐殿魁《洛阳地区唐代墓志花纹的内涵与分期》、苌岚《中国唐五代时期外销日本的陶瓷》，加上第五卷上沈睿文的《唐昭陵陪葬墓地布局研究 》，是涉及唐代艺术史和考古学许多方面的重要成果。新材料包括新找到的传统资料和考古发现的新资料，前者如卞孝萱《刘禹锡诗何焯批语考订》（卷二）、荣新江与徐俊《新见俄藏敦煌唐诗写本三种考证及校录》（卷五），其中俄藏敦煌写本中发现的专收唐朝女诗人作品的唐诗选集《瑶池新咏》和“女中诗豪”李季兰献给泾原兵变首领朱泚的诗，都是久佚的重要资料，对于唐代文学、历史和女性史的研究都有助益。相对来讲，以新发现的唐人墓志为主的后者，篇幅较多，如臧振《西安新出阎立德之子阎庄墓志铭》（卷二）、葛承雍《新出唐遂安王李世寿墓志考释》（卷三）、刘瑞与穆晓军《唐秘书少监刘应道墓志考释》（卷四）、葛承雍与李颖科《西安新发现唐裴伷先墓志考述》（卷五）、杜文玉《唐慈恩寺普光法师墓志考释》，对于唐代政治史、民族史、佛教史等方面的研究，这些墓志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今年年底出版的第六卷中，也将发表西安新出土的若干墓志资料。 最后，在严格把关的前提下，鼓励学生发表他们的新作，也是《唐研究》的既定方针之一。有时候一个研究生花一两年时间来研究一个问题，所得结果往往比一个资深的学者在探讨一个新问题时显得更加准备充足；有时候学生对新问题和新材料有更强烈的敏觉，可以写出颇富新意的文章。前述史睿、万毅、刘屹的文章，以及雷闻《从S.11287看唐代论事鯩书的成立过程》（卷一）、刘诗平《唐代前後期内外官地位的变化──以刺史迁转途径为中心》（卷二）、叶炜《试论隋与唐前期中央文官机构文书胥吏的组织系统》（卷五）等文章，都是学生的习作，在发表前，他们根据导师和审稿人的意见做了充分的改订。虽然其中有些仍显得有些幼稚，但学术刊物的作用之一，就是要推出新人，目前知名的一些研究者，在年轻时往往有连篇累牍地在一种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机会，如岑仲勉、杜希德（D.Twitchett），使之很快成为唐研究的重镇。 论文之外，书评是《唐研究》着力经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因为中国现行的学术刊物在书评方面没有严格的规范，往往都是些一味吹捧的文章，所以书评的组稿有着更多的困难。好在今天中国的中青年学者有着一种冲破旧学术体制的愿望，有勇气来撰写真正意义上的书评。《唐研究》经营书评的另一想法，是借助这个综合性的刊物，来促进不同学科、不同国家之间的学术交流，所有我们希望作历史的来评文学的，作考古的来评历史的，做文学的来评宗教的；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也互相评论；从而达到促进学术交流和对话的目的。但为了保持书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唐研究》采取国际惯例，书评不接收投稿，由我们约请与所评图书研究领域相关的专家或在该领域沉潜有年的学者来撰写书评，书评代表了本刊的水平，所以一般我们是不发表反批评文章的。 已经发表的书评中，有行家评行家，如葛兆光评砂山稔《隋唐道教思想史研究》、兴膳宏与川合康三《隋书经籍志详考》（以上卷二），莫砺锋评Stephen Owen，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卷二），蓝勇评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卷二），陈尚君评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一、二辑（卷三）、张固也《新唐书艺文志补》、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 （卷五）等等，都是说到点子处的书评。有不同学科的评论，刘健明评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荣新江评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卷二）等。也有不同国家学者的评论，如黄正建评堀敏一等编《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史の基本问题》（卷四），赵和平评仁井田升著、池田温等编《唐令拾遗补》（卷四），韩升评堀敏一《中国古代の家と集落》（卷四），张国刚评Thomas Thilo,Chang’an:Metropole Ostasiens und Weltstadt des Mittelalters 583-904.Teil Ⅰ：Die stadtanlage（卷四），Max Deeg评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五）等。中国学者对外国学者著作的评论，有的以介绍为主，如刘屹评T. H. Barrett, Taoism under T‘ang（卷五），但对于许多不懂相关语言的唐研究者来说，也是有参考价值的。有的书评含有尖锐的批评，如徐俊评张锡厚《敦煌本唐集研究》（卷二），辛德勇评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卷三）、杨泓评杨希义等《唐代军事史》（卷五），荣新江评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卷五），何德章评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张国刚评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卷五）。 我们发表书评的原则是，朋友归朋友，批评归批评，评书不评人，完全立足于学术，所评之书都是值得评论的书，太差的书我们是不评的。虽然如此，在重礼仪的中国，发表批评话较多的书评，还是会招致许多误解，我也因为坚持不发表反批评文章的学术期刊惯例，而失掉了一些朋友。其实反批评如果有道理，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展开学术争鸣，但有些反批评的文章不过是以所谓“礼”来干预“法”，往往回避学术，强调语言不当。已故著名唐史专家严耕望先生曾就蓝勇先生在《唐研究》第二卷批评他的《唐代交通图考》写给本刊编委刘健明先生一封信，完全接受蓝勇的批评，并且希望蓝勇“若能就拙作再作一番补正工夫，那是更好”（《文史知识》1998年第8期，10页）。我读了这封信非常感动，这是老一代史学家对学术的真诚，也是对我们书评工作的巨大支持。 此外，我们还发表一些已故唐研究专家的纪念文，已刊者有关于唐长孺、黄约瑟（卷一）、严耕望（卷三）的纪念文字和他们的论著目录。 《唐研究》每卷的最后是新书目，原本是按西文杂志的模式，最后是“待评书目”，但目前计算机大大地推动了学术著作的出版速度，第一卷的书目有三页半。池田温先生撰文介绍时说，这些书不可能都要评，所以称作“待评书目”不妥。我们接收池田先生的指正，改作“新书目”，尽可能多地收录前一年内出版的有关唐研究各个方面的学术著作名目，有些出版物，特别是日本和欧美的出版物，往往不能马上在北京见到，所以有时新书目中包含有一些两三年前的书。我们希望经过几年的积累，可以大致提供给研究者一份大体上从1994年以来的唐研究书目。 借此机会，向日本唐代史研究会的同行表示敬意，并欢迎诸位先生把您们的大作和书评投给《唐研究》，来稿请寄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