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提出了冷战后国际政治秩序将以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为主旋律的观点。之后，在1996年他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书更为完善的论述了“文明的冲突”观点。学术界对此书反响强烈并引起了广泛讨论，学者们从历史学、国际关系学、外交学、政治学、社会学甚至是军事学的角度对它进行了阐释。对文明及文明观的研究，不同观点竞相争鸣。而我作为全球史方向的学生，主要从全球史的角度去理解“文明”。因此，我阅读了在全球史研究领域有重要影响的学者关于“文明”的一些论述，这里谈谈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对“文明冲突”的看法及对他们的文明观。
    一、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亨廷顿曾被认为是“文明冲突”的鼓噪者，也曾被认为是建立“政治权威”的倡导者。他是哈佛大学政治学的教授，更是美国国家政治策略家——曾任美国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这无疑使他一方面对西方文明进行反思，但根本的是在积极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他的“文明的冲突”观点充分地反映了这一思想。
    首先，他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对立性和不可融合性，否定了不同文明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抹煞了不同文明在与外来文明交往中潜藏的巨大创造力。在他看来，文明发展的历史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过程，不同的历史产生了不同的文明，而文明传统一旦形成，便成为民族认同的基础，很难改变。“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①因此不同文明内部认同的差异造成了文明间的对立和冲突。那么亨廷顿为什么要强调文明的冲突呢？在书中第一章导言中亨廷顿引用了迈克尔•迪布丁的小说《死亡环礁湖》中的一段话：“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因此，在亨廷顿看来，如果没有敌人，那就建构一个。这样，亨廷顿“文明的冲突”预设的“他者”（非西方文明）也就成了西方世界共同的敌人。所以他的重点不在文明之间的相容性方面，而在它们之间的不相容性乃至冲突性方面。
    其次，他站在西方的立场上审视“文明的冲突”。将西方和非西方文明置于永久性的对立状态，他认为“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①，而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和实践——如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及社会对多元性的接纳和对个人权利的尊重等——是西方社会独特历史经历的产物，不可能为非西方社会所复制。“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 但是“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①也就是说西方社会就是文明社会，而非西方社会可实现经济的现代化，但无法实现西方化，也就说非西方社会无法成为现代文明。而且亨廷顿夸大了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并试图通过西方与非西方的对抗来定义“文明的冲突”。尤其是在后冷战时代， “儒教社会和伊斯兰社会试图扩大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抵制和‘用均势来平衡’西方。”①西方文明将面临正在兴起的非西方文明的挑战。亨廷顿对非西方文明的发展没有抱以愉快、平和的心态，却为西方文明受到的挑战感到深深的忧虑，认为西方社会必须自我振作，并使西方文明的价值认同和体制更加高度统一，从而继续维持西方文化的霸主地位。这恰恰反映了他“西方中心主义”的实质。
    再次，可以看出亨廷顿描述的世界是在文化共性国家的联合基础上，并在其中最强大的文明核心国家引导下，与异己文明不断竞争。他认为“核心国家起领导作用或支配作用的世界是一个势力范围的世界，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核心国家发挥的影响被与其拥有共同文化的文明成员国减轻或缓和的世界。文化的共性使核心国家对成员国及外部国家和机构的领导和强加秩序的作用合法化。”①而“当文明缺少核心国家时，在文明内部建立秩序或者在文明之间通过谈判建立秩序的问题就变得更加棘手。”①所以“西方正在、并将继续试图通过将自己的利益确定为‘世界共同体’的利益来保持其主导地位和维护自己的利益”。①这样就可看出亨廷顿其实想要建立以美国为文明核心国家“自由世界”。
    总之，亨廷顿的文明观并没有完全摆脱冷战时代的阴影，它是美国21世纪全球霸权思想的反映，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这种历史观是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一种简单化处理，是从霸权者的心态来看世界文明，其根源是对异己文明的无知。在这种文明观的指导下就是仇视或者蔑视异己文明，从而导致冲突甚至是战争。
    二、弗兰克的“文明间对话”（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弗兰克一直致力于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的研究，是依附理论代表人物之一，并在世界体系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他重视经济贸易的作用，并试图破除“欧洲中心论”，是带有全球性视角的学者。这在他对于“文明的冲突”及“文明”的理解中都能有所体现。
    第一，弗兰克驳斥了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观点，他认为冲突不是文明间关系的重点，对话才是文明间关系的主题。“几千年来伴随着地区间人与人的接触和交流，促进了产品、技术、贸易、移民、冲突、国家、战争以及文化和宗教的产生和发展。”②弗兰克描述了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中，文明间或种族间对话及多重对话的主要形式是友好的，即使有竞争，但合作与和平仍是主流。比起冲突来，文明间的对话在历史上持续的时间更长也更为频繁。
    第二，弗兰克认为在对话中存在竞争和冲突，文明冲突是文明间对话的一部分，而且他把冲突的根源归因于经济和贸易的因素。“文明对话内容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治方面的内容较少，偶尔涉及第三方的内容，更少的是有关文化和宗教方面的。”②正是因为经济在文明对话中的重要作用，所以当经济条件恶化，尤其是部分甚至是所有人处于经济困境，陷入贫穷痛苦时，冲突就会产生和加剧。可以看出“很多冲突是为了获得对经济资源和贸易路线的控制，而金属和武器贸易能提高军事力量，这样就不仅加强了对这些贸易的控制，更增强了获取经济资源的优势。”这就驳斥了亨廷顿所认为的，文明冲突是由于不同种族、宗教等自身身份上的差异而引发的观点。因为千年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也可以和平相处、相互对话，他们彼此间可以相互贸易、移民甚至是通婚”。②
    第三，弗兰克根据文明间经济贸易联系的角度建构了世界体系，并把这一体系的存在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自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各文明间对共同的生态及其他活动（包括迁徙、经济、军事、政治、社会和文化关系）的互相作用的社会反应，使得跨越金色新月地区涵盖了阿拉伯半岛、努比亚和埃及东南部，安纳托利亚和贯穿地中海东西地区，波斯湾、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哈拉帕、阿富汗和中亚其他地区，这几大区域直接和间接地联系在一起。而不久之后，欧洲和印度次大陆也加入了这一联系。”②弗兰克承认有“中心文明”，他的世界体系有中心、边缘、外围（core-periphery-hinterland）三个地区的划分。他认为边缘、外围都是受中心统治阶级剥削的，只是外围还保有自己政治上的独立。③但他认为在世界体系中，能够成为文明中心就是因为其对周边地区的经济控制，这在古代包括了欧亚大陆和北非的广大地区是世界性的。因此，弗兰克还注重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认为各文明间是多样中的一致。他用历史的周期性发展过程来解释文明的兴衰。认为“世界体系存在周期性发展模式，一周期包括上升阶段（A阶段）和下降阶段（B阶段）。……这一周期大约为500年，A、B两阶段各占250年。”②
    第四，弗兰克提出了“人类中心论”、“生态中心论”两个新概念。若从“人类中心论”的观点来看，各民族、国家历史发展进程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先进落后乃至优劣短长的比较都是短暂的和相对的，用某国、某民族的历史尺度来衡量“发展”的正常与非正常是荒谬的。每个民族或国家都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特定历史轨迹，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份创造，也都有兴有衰、有利有弊。而“生态中心论”不是从物质意义上来定义人与地球的关系，而是从地球和人类共同持续生存的高度来理解人与地球的关系。人对于地球和自然具有一种依存性，并且人类与地球及自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一种有机的整体构成。“与经济和扩张时期同时的帝国主义的扩张与巩固也增加了对环境的要求。”②而“人类活动影响自然环境，尽管在扩张和收缩时期有所不同，但由于人口、产品和收益的增长，生态环境也会随之恶化。”②因此，文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生态环境的优势，也就是本地经济资源的优势。而当经济本地区资源不够支持其进一步发展时，就会出现对其它地区资源的强占。这就解释了广阔的殖民地对近代西方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
    三、麦克尼尔的“文明互动”（ Connections among Civilizations）
    麦克尼尔是全球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对“文明”的理解，对于学习全球史观和进行全球史研究更具意义。
    第一，麦克尼尔认为在国际事务中，文明模式的差异和信仰宗教的不同所起的作用逾来逾重要。“新兴力量（比如中国）会挑战旧有世界格局的平衡。因为文化的差异会把文明间的争议和误解复杂化，因而不同文明间的冲突比文明内部的冲突更难以驾驭”。 ④而且文明的差异，尤其是在宗教方面的不同，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近来，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经济贸易的激增，是由于他们有着‘亚洲归属性’，即对儒家的价值观所包括的等级制、习俗共识和社会规范的认同。”④
    第二，麦克尼尔认为“在文明互动过程中，呈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保留和本土文化增强的趋势，这虽然与全球世界主义相反，但是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文明冲突的加剧”。④那么在国家制定外交政策时，应该并且也不得不顺应这一趋势，而不应蔑视文明的多样性，更不要敌视文明的差异。“重视和回归本土的文化传统和习俗是第一位的。……但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有些创造性成果借鉴了外来的思想和经验，而这些成果也更易于被其他文明接受，从而使这些新的技能得到广泛传播。”因此，在文明互动中取长补短才使得整个人类社会得到共同发展。
    第三，麦克尼尔强调文明的互动，认为冲突和统一是人类历史反复出现的主题，而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有利于促进文明的互动。文明互动是一个双向的或多向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各个文明之间既有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又有相互冲突、相互协作。文明互动更多地强调对异已文明的尊重和了解，强调各种文明应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共同发展。
    总之，在麦克尼尔看来现代世界同时具有“分”、“合”两个趋向：科学技术弱小国家向先进国家学习的愿望使世界连接成为一体，地域、语言和维护本土文化特征的要求使世界体现分离。而现今城市化、工业化和自动化在改变着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使“全球大一体”（global cosmopolitanism）得以实现。⑤
    小 结
    对“文明”的认识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学者们在自己研究领域的探讨多少都会涉及到他们对“文明”的理解。
    亨廷顿认为文明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它们都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威廉•麦克尼尔则认为文明是“生活方式”相同的社会群体，是自治的社会实体。他认为主要包括分别兴起于中东、印度、中国和欧洲的四种文明，而现在这四种文明都融于以西方为主的全球性世界主义中。日本学者福泽谕吉定义“文明就是指人的安乐和精神的进步”。狭义指“单纯地以人力增加人类的物质需要或增多衣食住的外表装饰”，广义指“不仅在于追求衣食住的享受，而且要励智修德，把人类提高到高尚的境界”。 ⑥而我的理解是，“文明”一是指与野蛮相对，描述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的阶段，例如物质文明、家庭文明、工业文明等；二是指与民族、国家、社会组织相关的具有某种语言、宗教、价值观、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标志的人群实体。显然，以上三个学者都是从第二种含义来界定“文明”概念的。因此就应明确，“西方文明”是以西方的语言、宗教、价值观、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为标志的人群实体。西方文明并不是其他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用西方的语言、宗教、价值观、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来评价非西方实体进步与否，是带有强烈“欧洲中心主义”或者说是“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的谬误。
    西方具有建构“他者”的传统。为了增强自身凝聚力以及对外进行更加有效的扩张，西方会建构一个符合自己需要的敌人。这一“他者”的形象常常被歪曲。并以“他者”与西方的巨大差异为借口，西方增强了自身文明的优越性，而污蔑其他非西方文明是不进步、不文明，甚至是野蛮的。从而，西方以改造其他文明为借口，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对非西方进行侵略。并且在国际交往中，西方凭借其经济军事实力而把它认为的“野蛮”国家排除在国际联盟之外。
    我认为，在探讨“文明”时，要注重文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文明的兴衰与生态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能获取经济资源的多少则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和自身实力的强弱，而且大的自然灾害和瘟疫疾病会对文明的进程产生巨大影响。这就要求我们要重视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得出这些结论的同时，我也发现了更多的问题。比如，不同文明是否具有同质性？文明是否存在周期性发展？其周期是怎样的？西方对其自身文明的优越感是怎样建立和形成的？这一文明优越感在其近现代强势崛起中起了怎样的作用？这都激励我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①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②Andre Gunder Frank.Toward Humano-and Eco-Centrism: Unity in Diversity, Not Clash of Civilizations.2001.
    ③弗兰克等主编，《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④William H. McNeill. Decline of the West?.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997.
    ⑤威廉？麦克尼尔，《世界史》，北京大学出版社英文影印版，2008年版。
    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责任编辑：李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