顷读王华宝、赵生群著《校点本<史记>正文校议》一文[1]，文章系针对现在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而发，指出其中许多重要校勘缺陷，于研读太史公书者，助益非浅，应为利用《史记》从事研究者所必读。又据报载，中华书局日前已启动重新校勘印行二十四史之举，则王、赵二氏在这篇文章中谈到的一些基本义例问题，也很值得重校《史记》等正史者参据。因读此文所涉及到的西汉关中龙首渠所灌溉土地的品质问题，触动我对古籍整理和历史研究中应如何正确对待传世基本文献的一点想法，顺便写在这里，与学术界的同仁交流。
    这段有关龙首渠的记载，见于《史记·河渠书》，今中华书局点校本文字如下：
    其后庄熊罴言：“临晋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馀顷故卤地。诚得水，可令亩十石。”于是为发卒万馀人穿渠，……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龙骨，故名曰龙首渠。作之十馀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页1412）
    除了“故卤地”的“故”字略显窒碍，下文还将具体论述之外，这段内容本来文从字顺，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今王、赵两氏文章之第三部分“校点本校勘问题举隅”，在举述中华书局点校本在版本校勘特别是利用出土文献和新发现文献史料方面存在的疏漏时，则作有如下叙述：
    按：“卤”字，宋刻本及明清诸本同，而日本残卷作“恶”。章培恒《<史记版本研究>序》中认为“卤地即使得水也无法种植，自以恶地为是。但中国人知道这一残卷是从罗振玉开始的，其时已将近辛亥革命了。现在所见到的明清刻本《史记》及那一时代的有关研究著作自不可能用此一残卷去纠正这个错刻的‘卤’字，这就是客观条件的限制”。李人鉴《太史公书校读记》认为“唐抄本《河渠书》及《汉书·沟洫志》皆作‘恶’字，似当据改”。
    李人鉴所说，不过是简单列举文字异同并表述倾向性看法，尚不失旧时学人校读史籍之审慎态度；而章培恒所说，则未经任何论证即断然判别二者之间的是非，似乎略有嫌于武断。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处文字究竟是写作“卤地”还是“恶地”要更为适宜，而是王华宝和赵生群在这篇文章中特别强调利用出土文献校勘传世《史记》文本的重要性。唐写本《河渠书》，虽说在东瀛流传有绪，算不得“出土”之物，但如同章培恒所云，在清末罗振玉将其影印流布国内之前，中国学人无由资以校勘，就史料新奇的角度而言，当然与出土文献别无二致，自是可以等而视之。如王、赵二氏所云，传世赵宋明清诸本《史记》，记此事俱作“卤地”而绝无异词，章培恒却全然将诸多传世版本置之不顾而认定必以此唐写本《河渠书》为是，显然也是心中固执有新材料必定要胜于传世文本的成见。
    近代以来，有关中国古代文史的学术研究，自王国维积极行用所谓“二重证据”之法，陈寅恪发出以新材料研求问题始得“预流”之言论，傅斯年复高揭“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之旗帜，对未经以往研究同类问题学者触动之“新史料”的重视，日甚一日。将学术研究的视野，扩展到一切可以利用的史料，这固然是一件好事，也是学术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不过，凡事也都有其合理的度数，子曰：“过犹不及”。传世文献叠经沧桑演替而得以存留至今，其重要性和优胜之处，在总体上自应远过于诸散佚文本，即以文词字句而论，也是如此；新出新见零散史料，终究不过是拾遗补缺而已。二者的本末关系，恐怕还不宜轻易倒置。君不见前些年长沙孙吴简牍发现之初，颇有人惊呼将据此重新改写三国时期的历史，迄今时间已经过去多年，眼见得解决吴蜀曹魏诸国历史研究中的重大关节问题，还是一如既往，需要以《三国志》为根基。其他诸如以战国简帛文字来改写中国学术史之类的想法，所遭遇的处境，似乎也大多与此相类似，其中历时弥久的敦煌文书之于唐史研究，应当更能说明问题。具体以文献校勘而论，在不轻易校改旧文的总体原则之下，还是应该同等对待传世文献与新出新见文本，真正做到“择善而从”，而不宜惟新是崇（章培恒说，在中国人知道日本藏唐写本《河渠书》之前，“自不可能用此一残卷去纠正这个错刻的‘卤’字，这就是客观条件的限制”，其言外之意，似乎只要见到了这部写本，便注定会识别写本这一异文远胜于传世刻本）。下面就以上述龙首渠所溉田地的品质这一问题作为例证，来说明这一点。
    看过东瀛收藏古写本汉籍的人都很清楚，这些写本中往往会有很明显的错字，有些错讹还很低级。即如这份唐写本《史记·河渠书》残卷，其中记述汉武帝时河东太守番係开渠溉田事一段内容，“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讹作“河瑞襄地，民美牧其中耳”；“度可得穀二百萬石”，重衍一“穀”字；“砥柱之東可無復漕”，“漕”讹作“渭”字；又卷内汉武帝所作“瓠子歌”，“兮”字俱讹作“子”，“殚”字俱讹作“弹”，等等[2]。最早印行这份残卷的罗振玉，对其文字准确性的总体评价，便是“卷中讹字甚多”[3]。在宋代盛行雕版印刷之前，古书完全依赖手书流传，辗转抄录之间，不断产生文字差异舛误，也是事之常理。世人论宋代普及雕版印刷的意义，往往只注重其在扩展书籍流通范围方面的作用，实际上宋人雕版印书对勘定并规范典籍文字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亦丝毫不亚于此。当初宋人始镌刻印行《史记》时，所见唐以前写本固不止一种，现今所见印本，正是汇聚诸本反覆校勘“择善而从”的结果。昔欧阳修家藏雕版印本《韩昌黎集》，屡以抄本校改其字，及获睹相关文章之石刻碑文，“以碑校集印本，与刻石多同”，始悟知与传抄诸本相比，还是应当以印本为正，并由此发出“校雠之际，决于取舍，不可不慎也”的感叹[4]。所以，似乎不宜抱持古写本的文字一定会优胜于刻本的想法。
    《史记·河渠书》中的“卤地”，本是战国秦汉以来常见的用语，但“卤”字一般是写作斥卤[5]、舄卤[6]、澙卤[7]、泽卤[8]、盐卤[9]、鹹卤[10]、淳卤[11]等双音节词汇。这些“卤地”，是淮河以北河流下游流域或湖沼周围平原地区，因浅表积水排泄不畅，而与其偏低的降水量相比，水分蒸发量又相对较大，从而造成的盐碱化土壤，通常难以耕垦种植，古人甚至称此等“舄卤之田”，乃“不生五谷也”[12]。对于这些“卤地”，古时最有效的改良方法，就是开渠灌溉，以水冲除盐碱；甚至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农业科学家们找不到比这更为有效的治理措施。至迟从战国时起，吾国先民就已经大规模开挖渠道，采用这种方法来改良土质，发展农业生产。如魏襄王时史起为邺令，即“决漳水，灌邺旁”，使“终古斥卤，生之稻粱”[13]；又《史记·河渠书》本文，亦记战国秦开郑国渠后，“溉泽卤之地四万顷，收皆亩一鐘。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14]。另外，东汉人蔡邕也曾记述说，关中之“阳陵县东，其地衍隩”，原本“土气辛螫，嘉谷不植”，迨至开渠引泾水灌溉之后，则使得“昔日卤田，化为甘壤；粳黍稼穑之所入，不可胜算”[15]。
    根据上述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传世诸刻本《史记·河渠书》记述西汉时人“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馀顷故卤地”，期望达到“亩十石”的高产，原本是合情合理的事情，至于其冲刷盐碱的效果不够理想，应当另有其他原因，很可能与渠道水位相对较低、只能汲水灌溉田地以增加地里的水分而却无法冲走土壤中足够的盐碱有关，而决非如章培恒所说“卤地即使得水也无法种植”。龙首渠行经洛河下游曲流河段，所处位置正容易生成“卤地”。“卤地”固然也是一种“恶地”，但“恶地”语义过于宽泛，参照上述当时通行的用法，似终不如记作“卤地”，文义更胜，这也会更符合行世太史公书本来的面目，所以，我以为在这一点上，传世《史记》诸种刻本，并没有错讹，反倒应该是日本藏唐写本《河渠书》和今本《汉书·沟洫志》中的“恶地”存在文字舛误；至少我们目前并没有理由一定要依照后者来改订前者。更为审慎的做法，应是录存异文以备考索（正如王华宝和赵生群在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所承用之清张文虎的校改，就有很多并不妥当。幸好当时尚心存审慎，对所做增删，在正文中都有清楚标识，实际上起到两说并行的作用，不会对研究者利用造成太大妨害）。当初罗振玉在影印刊布这份《河渠书》残卷时，曾历数其中可资以校勘今本的优胜文字，却没有提及应当依据写本中的“恶地”来校改传世文本的“卤地”[16]，显然，罗氏也并不认可这个“恶”字。
    当年在中华书局主持《史记》点校的顾颉刚氏，因所定体例是专主清张文虎金陵书局刻本，自然无需参校此等唐写本《史记·河渠书》残卷。不过，就我所妄自揣测，即使参校此本，顾氏也不会得出诸如今章培恒等人的看法。这是因为顾颉刚对待历史文献的态度，与专恃新史料以证史考史一派本来就大不相同，并不会对这些貌似“新奇”的史料特别加以青眼相看，他对传世基本典籍与新见零星史料之间的正偏源流位置关系，有着自己的把握原则；顾氏所一贯主张并向其门生倾心传授的学问“家法”，便是读常见书释旧史事，以“化腐朽为神奇”[17]。只要方法对头，即不会过多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总可以在人所习见的传世典籍当中，找到阐释那些重大历史问题所需要的材料。
    每一种研究方法都各有其长短优劣，应该互为补充，无需定于一尊，更没有理由求全责备。我在这里由“卤地”抑或“恶地”这一个字的普通校勘问题，谈到上述这些想法，并不是要闭目塞听，反对或者排斥重视与利用新发现的史料，只是想说明，时下整个古代文史研究的重心都在明显向此偏倾，对此似乎需要冷静思考。过分片面地倚重这一类资料而忽视传世基本文献，有时可能会蒙蔽研究者的视野，不利于发现和解决学术问题；其中个别严重者甚至有可能“走火入魔”，导致学术研究误入歧途。就目前学术界的总体状况而言，这种消极影响，似乎已经足以引起业内人士予以重视；特别是时下正在进行的重校正史项目，恐怕更需要注意这一点。就此《史记·河渠书》“卤地”一辞的校勘而论，若是再妄自斗胆做一大不敬的揣测，我觉得问题本身并不深奥曲折，以章培恒诸人学养之深厚淳正，若不是在当今学术风潮的影响下，其对待“新史料”与传世文献的态度，在不自觉间产生了一定偏颇，或许就不会得出前面所说的结论。
    校勘史籍，恢复或确认正确的文本，其“终极”目的，不外乎两重：一是供历史学研究者阐发文字背后所蕴涵的史事及其历史认识价值，清代文献校勘学的鼎盛，就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需求；一是使阅读古文的读者能够真正赏析到作者的手笔。
    澄清西汉关中龙首渠所灌溉土地的性状，综合前述战国秦汉相关史事，一个意想不到的重要历史问题，便显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中国北方古代早期兴修专门用以灌溉农田的大型水利工程，其引水浇地的首要目的或主要出发点，究竟是为土壤增加作物生长所需要的水分？还是用水来冲刷土壤中的盐碱？我认为，后者至少可以与前者比肩并列，甚至超出于前者之上，而目前已有的农田水利史研究成果，并没有对改良斥卤土质这一因素在这当中所起到的促动作用，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评价。弄清这一点，还将有助于我们认识，究竟什么才是秦人赖以富强并最终吞并六国最为关键的农业基础。我将在上述文献校勘的基础上，另行撰文，专门阐释这一问题。
    与找寻不同文本勘比典籍中的文字差异相比，校勘古籍有时似乎更需要悉心品味斟酌文句，以理顺疏通读书当中所遇到的扞格窒碍之处。《史记·河渠书》这段有关龙首渠的记述，其“故卤地”的“卤”字固然不误，可是“卤”字前面缀加的“故”字，则看似多馀。这虽无碍于理解文义，语句却殊欠通顺，恐怕不符合当时人行文的规矩。比照前述战国秦汉时期通行的用法，表述“卤地”的“卤”，通常不宜单用，似应组成“斥卤”、“舄卤”、“澙卤”、“泽卤”之类的词组，才更合乎彼时常规；只是由于缺乏文本依据，已经难以做出准确的复原。假如一定要做出一个比较接近的臆测的话，我以为这里的“故”字，很可能原本为“斥”。隶书“斥”写作“＃”[18]，而《史记》“故卤”之“故”有版本作“攻”[19]，二者字形略有接近之处，遇故缺损模糊，或有可能相混；又缘“攻卤地”文义不通，后人复以形近而径行改“攻”为“故”，就会成为现在通行文本的样子（由此还可以推测，日本藏唐抄本《河渠书》书“卤”为“恶”，很可能是其原本与此“斥”字一同残损后，抄录者含混意补所致）。不过，这多半只是徒供追慕太史公书手笔者揣摩文辞用的胡乱猜想，与利用其书研究历史问题已经毫无关系，校勘史书，自大可不必这般好事。
    另外，在这里附带谈一下王华宝和赵生群在文章中所涉及到的另一处文字校勘问题。《史记·六国年表》记“（秦始皇三十四年）適治狱不直者筑长城，及南方越地”，清人梁玉绳和张文虎并主张改“及”作“取”，王华宝和赵生群则复引据章培恒的考述，以为其说有误。今案梁玉绳等人所做校改固然不足信据，不过，章培恒说“这个‘及’字完全正确”，似乎也还可以斟酌。盖梁、张两氏改“及”作“取”，并非毫无缘由，此即相关史事、史迹中都找不到秦廷在南疆修筑过防御越人长城的迹象，故后世之研治嬴秦史者，一般认为秦始皇实未尝筑长城于南方越人居地；此处若依旧文书作“及”字，便须承接上文“筑长城”一语，而这样一来，便有悖当时实际情况。所以，我以为这一“及”字，似乎存有讹误，并不一定那么“完全正确”；如若不然，就必须论证始皇帝在南方百越地域确实筑有长城。
    这又是涉及到重要历史问题的关键文字差异，需要审慎落下判语。《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秦始皇三十三年攻取岭南“陆梁地”后，“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秦始皇本纪》复在翌年亦即始皇三十四年下，记有与前述《六国年表》大致相同的内容，谓“適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唐人张守节释其关涉南越者之文义云：“谓戍五岭，是南方越地。”所阐释者乃是所戍卫之“南越地”的具体所在[20]。此处若如章氏所说，应当仍旧依从今本《史记》作“及”字，而这样一来，因其正文中只有修筑长城而并未言及戍守边地事宜，张守节的疏释便成为所谓“无经之注”，失去所附着的本文。显而易见，张守节所据写本，与今本不同，此处理应书作“戍南越地”。盖“戍”、“及”形似，传写之间，容易混淆。因此，我推测，今本《秦始皇本纪》和《六国年表》中的这个“及”字，都应该是“戍”字的形讹（像当年张守节看到的这类隐而不显的传世“古本”，为数甚夥，其中蕴涵着不少有待认识和利用的重要文献校勘价值，至少也应当与新知见的史料，同等予以重视）。读书无多，不敢自信其是，姑书此以赘附王、赵二氏大作文末，或许尚可供勘定《史记》章句者参考。
    2006年8月18日记
    刊《书品》2006年第6期（案刊发时题目易为《“卤地”抑或“恶地”--兼说合理对待传世文献问题》，内容亦略有改易，因未保留刊发稿的电子文本，特将原稿发布于此。）
    [1]刊《文史》2006年第3期，页15～50。
    [2]大阪市立美术馆编《唐鈔本》（京都，同朋舍出版，1981）单色图版第十九《史记集解》，页43。
    [3]罗振玉《雪堂类稿》（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新世纪万有文库》本）乙《图籍序跋》之二《校刊群书·日本古写本》“日本古写本《史记》残卷跋”条，页360。
    [4]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北京，中国书店，1986，《欧阳修全集》本）卷八“唐田弘正家庙碑”条，页1189～1190。
    [5]《吕氏春秋·先识览·乐成》，据清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影印清浙江书局刊《二十二子》本）卷一六，页684。
    [6]《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二九《食货志》，页1678。
    [7]《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一二九《货殖列传》，页3255。
    [8]《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1408。
    [9]《汉书》卷二九《沟洫志》，页1695。
    [10]《管子·轻重·乙篇》，据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北京，中华书局，1979）卷一四，页605。
    [11]《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页1120。
    [12]《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唐颜师古注引晋灼语，页1120。
    [13]《吕氏春秋·先识览·乐成》，据清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卷一六，页684。
    [14]《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1408。
    [15]汉蔡邕《蔡中郎集》（清咸丰二年东郡杨氏海源阁仿宋刊本）卷六《京兆樊惠渠颂》，页1a～3a。案“其地衍隩”之“衍”字，在此应指“下平”的地势，见《周礼·地官·大司徒》东汉郑玄注，据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卷一八，页689；又“隩”字义为“水边”之地，说见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阜部，页734，二者都是宜于形成盐碱地的地域。
    [16]罗振玉《雪堂类稿》乙《图籍序跋》之二《校刊群书·日本古写本》“日本古写本《史记》残卷跋”条，页360。
    [17]据业师史念海先生讲，“化腐朽为神奇”，是当年顾颉刚先生教导学生重视读常见史籍时经常提到的一句话。
    [18]清顾蔼吉《隶辨》（北京，中华书局，1986，影印清康熙项絪玉渊堂刊本）卷五，页183。
    [19]清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三，页360。
    [20]《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并唐张守节《正义》，页253～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