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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古德诺直截了当地鼓吹帝制相比，有贺长雄却是典型的日本人做派，显得十分暧昧和狡猾，他紧随古德诺给袁世凯上了一个条陈--《新式国家之三要件论》，认为“凡组织新式国家（即共和政体--引者）必须具备以下三事：一有循轨道进行之国会；二取审判独立主义确立司法制度；三小学教育力图发展。”有贺长雄认为当时的中华民国不具备此“三要件”，“民国现虽有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之职务，然其民国之信用终不甚厚者，则以参政院参政皆由大总统指定，大总统能指使参政院议决各事。立法、行政表面里面皆由大总统一人左右之也。民国之司法制度尚未确定治罪之法，颇有违反约法者。加以晚近使行政官兼任司法官之制度复活，此决非增长民国信用之道。现在民国都会乡曲小学教育尚未发达。”有贺长雄的言外之意是，既然民国不具备他所讲的“三要件”，那么中华民国还是“旧式”的帝制为好。（95） 接着，有贺氏又写了《日本立宪而强》一文，吹嘘日本因为实行君主立宪制而变得强大，暗示中国只要实行了帝制，也一定会像日本那样变得强大起来。曹汝霖在回忆录中说，有贺氏“写了日本由立宪而强之文，有贺到底知道中国人作风，故此文不着边际”（96）。在袁世凯应不应当称帝的问题上，有贺氏刻意显得暧昧，与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谈话有异曲同工之妙。日本人的暧昧表现正好体现了日本人翻云覆雨不择手段的恶劣作风。 相比之下，古德诺的文章明确肯定中国应当实行君主立宪，显然最符合袁世凯及北洋派的口味。因而，古氏的文章就成为整个洪宪帝制运动的公开宣传材料。1915年8月14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发起成立筹安会，其成立宣言即借古氏文章立言。 随后，有贺长雄又向袁世凯进呈了《皇室规范》，其大端如《日本皇室典范》。其重要条款为：（一）中华帝国大皇帝传统子孙，万世延绵。（二）大皇帝位传统嫡长子为皇太子，皇太子有故，则传统嫡皇太孙。嫡皇太孙有故，则立皇二子为太子，立太子以嫡不以长。（三）中华帝国大皇帝，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大皇帝，公主郡主得下嫁于五族臣民。（四）皇室自亲王以下，至于宗室，犯法治罪，与庶民同一法律。（五）亲王、郡王得为海陆军官，不得组织政党，及为重要政治官吏。（六）永远废除太监制度。（七）宫中设立女官。永远废除采选官女制度。（八）永远废除各方进呈贡品制度（除满蒙藏回各王公世爵年班朝觐贡品，仍准照常办理外）。（九）皇室典礼事务，设宫内大臣掌领之。（十）凡皇室亲属，不得经商营业，与庶民争利。（97） 1915年12月18日，袁世凯以有贺长雄赞襄帝制有功，先后特赏赐他唐人墨迹和宋代金石拓本以酬其庸，有贺长雄得到这些价值连城的赏赐后立即上折袁世凯谢恩赏，自称“外臣长雄”，表现得十分恭顺。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说：“有贺博士用在举行至尊仪式时使用的传统语言表达了他的感情。”（98） 时人赋诗讽刺道：“屐齿笠衫出禁林，皇规一册外臣心。生徒宴罢迎宾馆，宣告东瀛有好音。”（99） 有贺长雄这种露骨作为惹恼了中国境内的日本侨民。23日，天津日侨集会，以有贺长雄于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中华帝国”之前，公然对袁世凯执“外臣”之礼，玷污了日本人的体面为由，议决予以除名。（100）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有贺长雄和古德诺等人是洪宪帝制的最主要的理论支持者。对此情形，当时远在美国留学的中国青年学子胡适在《中国与民主》一文中感慨说：“悲哉！呜呼！保守派与反动派皆已在外国评论家那里，找到了热心之支持者，而这些支持者，既无一丝诚意，亦无一点耐心。他们已经在一批伟大的制宪权威之中找到了自己之代言者，诸如日本之有贺教授、美国之古德诺教授。有贺教授反对少年中国（即中华民国--引者）尚可理解。可是，当一位来自美利坚合众国之大学者站出来宣称，东方人就其历史和传统来说，不配享有代议制民主政体时，这个打击无疑是很沉重的，是致命性的。这些大学者们用他们的‘权威性’意见，炮制了这部中华共和国之新宪法。此刻由于他们的功劳，中国皇帝将要为他们授勋颁奖。”（101） 八、袁世凯死后，相继担任三任总统的法律顾问 有贺最初的聘期只有一年，但因为他能够刻意迎合袁世凯的意图，深得袁的信任，聘期也一再延长。 在袁世凯的帝制梦覆灭后，有贺长雄等外国顾问继续留在北京。1916年6月 10日，继任总统黎元洪按照约定的时间接见了有贺长雄与莫理循、韦罗贝、精琦等顾问。在与有贺长雄交谈时，黎元洪特别提到20年前他赴日本考察军事时就认识了当时担任东京帝国大学国际法教授的有贺长雄。（102） 1916年6月19日， 有贺长雄与莫理循、韦罗璧（韦罗贝的兄弟）联名给黎元洪总统提交了一个备忘录，该备忘录说：“我们几个签名于下的人，作为您阁下的顾问，深信作为国家主人的中国人民，毫无疑问业已表明，他们赞成按照南京约法建立政府。我们强烈主张，阁下立即发布一份由国务总理和国务委员副署的公告，南京约法业已确认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并声明将遵照约法，尽可能迅速地召开国会，以便依法制定必要的法律，并为制定永久宪法采取行动。我们建议立即行动，庶几恢复和平，使全中国得以永久团结。”（103） 有贺长雄等人在中国简直是翻云覆雨，变尽了魔法。 按照合同，有贺长雄的顾问任期到1917年7月结束。 但日本政府认为有贺长雄在华，有利于推行其对华侵略政策，于是强迫中国政府继续聘请有贺长雄。我们从1917年6月21日中国驻日本公使章宗祥致黎元洪总统的电报中可见一斑：“顷据伊东子爵面称，有贺顾问闻将于七月满约归国。该顾问学识均优，就聘以来亦颇能尽职。此等人才不易再觅，如中国政府尚可续聘，伊当极力代为挽留，乞询覆等语。伊东现充外交调查会会员，极有势力。有贺事，渠既有此意，似宜稍与周旋，希商定见覆，以便转告。”（104） 在日本政府施加的外交压力下，有贺长雄又接连担任了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三任总统的法律顾问，直到1919年回国。1921年在日本去世。 在此期间，有贺长雄应黎元洪总统的要求，单独写了《宪法草案与陆军制度》进呈。当时黎元洪身为总统，但他不是北洋正统，加之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实行责任内阁制，政权与军权都掌握在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的手中。段是北洋皖系军阀首领，其人个性刚愎自用，视黎元洪这个外来的总统为盖印的傀儡。黎元洪不甘为傀儡，企图以国家元首的地位在军权上有所作为，这是黎元洪让有贺长雄写这个条呈的背景。但为时不久，府院冲突越来越激烈，黎元洪悍然宣布免去段的国务总理职务，段祺瑞则出走天津，唆使北洋各省督军出来对抗，结果酿成张勋复辟的政治闹剧。张勋复辟失败后，黎元洪辞去总统，黯然下台，由冯国璋代理总统。段祺瑞仍任国务总理掌握实权。冯、段明争暗斗，政潮不断，此后中国的政局进入了军阀混战的年代，有贺长雄即使再想在宪法问题上做文章也困难了。 九、几点认识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缺少资深的法律专家。袁世凯任用的法律派，即杨度、施愚、顾鳌、夏寿田、程树德、黎渊、邓镕、曾彝进、王世征等人多是回国不久的年轻留学生（以留日学生为主），正如有贺长雄所指出的，他们除了背诵书本上之讲义外，还不善于将世界上的宪政理论与袁世凯的政治需要联系起来。因此，如何将西方的宪政理论与中国的政治习惯有机地结合，创立一套符合袁世凯个人独裁专制需要的理论，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任务是由有贺长雄与古德诺来完成的。特别是有贺长雄的思想和主张，由袁世凯的法律派幕僚加以解释，敷衍成文，就源源不断地制订成袁世凯政权的宪法法律文件。因此，我们可以说有贺长雄是袁世凯最重要的宪政理论指导者。民初著名新闻记者黄远庸以其对时局的敏锐观察指出：“若以政治方面论，吾人无不以古德诺博士（美国人）及有贺长雄博士（日本人）为在中国占重要之位置，于中国政局之转捩实为大有关系者。先事辄发表政法上之意见，其意见往往踪发表之后而历历实行，实行之后，此二博士者又必有相当之意见为之解释……窃以为以一外国学者，而于人国政治方面占如许发言之实力，学者活动中所不多见也。”（105） 当时还是旧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也指出：“今国人信为足与谋国情者，为日人有贺长雄与美人古德诺。”（106） 对于由外国顾问垄断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发言权、解释权这样一个不正常的事实，上海《时事新报》的一篇评论指出：“国民不敢言舆论矣！凡有大举动，辄曰外人已赞许之，则以为天经地义矣！然则观舆论者，惟出之外人之口乃有根据，此岂非国民之耻耶？”（107） 所有这些言论，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有贺长雄主导民初宪政体制演变的历史事实。 第二、有贺长雄是一个绝对的君主主义者，他认为议会政体是不理想的，中国能从美国和法国这些先进共和国家学习的东西是极其有限的，中国至少应该把君主制与共和制融合起来。只有如此，中国“才能保持秩序和进步”，才能“使新旧两种势力谐调”。他到北京后“第一个建议就是恢复祭天典礼”。（108） 对此，一贯反对共和的康有为立即赞许说：“日本博士有贺长雄之为宪法也，郑重发明中国与孔教之关系，以为不尊孔教则中国亡。乃吾国人而必反孔教也，何其识之出于有贺长雄下也？”（109） 可见，保皇党的康有为与有贺长雄在尊孔教的问题上完全是同一种腔调。有贺长雄论中国宪政问题，其基本思路是套用德意志帝国宪法和日本帝国宪法。众所周知，日本帝国宪法出自德意志帝国宪法，都是所谓“皇帝（天皇）中心主义”的宪法，是“君权至上主义”的宪法。皇帝（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所谓总揽，就是不论立法、司法、行政，一切权力集中于皇帝（天皇）一身。伊藤博文主持起草日本帝国宪法时，固守着德国宪法学者古奈斯的意见，而极力限制议会的权力。古奈斯告诉伊藤博文说：“日本虽然召开议会，但外交、兵制、经济三者，决不可容许议会有置喙的余地。”如果“尽把许多政权付与议会，则政府即独受议会所役使；如财政上的事项全权归于议会，则政府将受议会的豢养，而必受议会的役使；又若制定岁入权完全付与议会，则政府自身便不能进行政治，终至大臣辞职，议会并得依其多数的决议而推任大臣。”伊藤博文在主持起草日本帝国宪法时牢记古奈斯的话，他说：“国家即是君主，君主也就是国家。”（110） 因此，正如当时还是旧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所指出的：“有贺氏之论国情也，必比于日，否亦日本人心目中之中国国情，亦非吾之纯确国情也。”（111） 有贺长雄以德国、日本的君权至上的宪法为蓝本来论中华民国的宪法，自然深受推崇个人专制独裁的袁世凯的喜爱和欢心。有贺长雄揣摩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心理，引导他一步步地破坏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共和民主制度，实行个人专制独裁，并进而抛掉共和国的招牌，复辟帝制。 第三、尽管有贺长雄和古德诺均主张中国应实行帝制，但他们的动机则是不一样的。美国学者杨格（Ernest P. Young）认为，古德诺公开鼓吹帝制，其“根本的原因可能是诚实的信念与文化的以及职业的傲慢的融合”（112）。有贺长雄的动机则不那么简单，他的言行反映了日本帝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意志。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因害怕中国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家后，会对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产生冲击，曾经极力阻挠中国建立共和民主制度。这个计划虽然暂时失败了，但日本并没有因此放弃破坏中国共和制度的企图。早在1913年初，日本首相大隈重信针对袁世凯聘请有贺长雄为宪法顾问一事，发表了一番别有用心的谈话，称中国即使制订了宪法，“民国政府及国民其果能运用之否，亦一大问题。即在我国宪法制订以来，既二、三十年，尚且不能得宪政完美，而举立宪国民之实，况中华民国初立，岂可易言之乎？”（113） 有贺长雄作为一个与日本政界有密切联系且曾经两次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无疑是忠实地执行了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的。有贺长雄来华后，一方面大力散布中国不可能建立共和制度的谬论，称“无论何人均不信中华民国可以自始建设一完全之共和国”（114），即使“再阅二十年，恐中国宪法尚未确定也”（115）。另一方面，有贺长雄大力吹捧野心家袁世凯，称其为伟大之人物，极力怂恿袁世凯实行专制独裁并复辟帝制。可是，当袁世凯宣布接受帝制时，日本政府又公开拆袁世凯之台。日本这样做的惟一目的，就是要搞乱中国，使中国四分五裂。而日本正是利用袁世凯这个野心家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第四、有贺长雄一味迎合袁世凯的独裁要求，干涉中国内政，因而引起中国共和民主派人士及舆论界的强烈不满。报刊上公开驳斥有贺长雄谬论的文章时有出现。国民党山东支部长、中华民国第一届参议院议员徐镜心在《泰东日报》连续发表《驳有贺长雄共和宪法持久策》、《袁政府违法借款之铁证宣言》等文章，遭到袁世凯的嫉恨。1914年3月4日，徐镜心被袁世凯逮捕，并于4月13日惨遭杀害。 当时流亡在日本的国民党籍革命党人王辅宜回忆：“中国亡命客和留学生等闻此消息，异常愤怒……我们先怂恿副岛义一博士做了一篇文章，反驳古德诺、有贺长雄两博士的帝制论，登载在当时行销很广的杂志。”（116） 有的国内报纸抨击有贺长雄“为我政府所豢养”，他的言论是“必有以为报”。（117） 对此，有贺长雄本人似乎也有所觉察，他曾对日本新闻记者自我解嘲地说：“世人动辄以予等为中袁（世凯）毒，其实，袁世凯究为伟大之人物，于现在之中国而求可为大总统者，袁以外无人焉。”（118） 可见，除了袁世凯及其北洋派外，有贺长雄并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喜欢。梁启超晚年曾对他的学生吴其昌说：“有贺长雄既怂恿袁氏盗国称帝，始觉日人之可恶，然而尚未十分深恶也。‘二十一条’之提出，始深恶日人之幸灾乐祸，损人利己，卖友打劫。然而知日本之‘凶’，而尚未知日本之‘毒’也……吾乃知拟日人以猛虎贪狼，犹未尽也，乃神秘之魔鬼也，我此后遂生一恍惚暗影，他日欲亡我国，灭我种者，恐不为白色儿，或竟为倭人也。”（119） 第五、有贺长雄名义上是中国国家元首聘请的宪法顾问，实际上却扮演了一个居心叵测的“阴谋政治家”（120） 角色。民初参与反袁斗争的国民党籍国会议员王葆真愤怒地谴责说：“外国顾问中，日人有贺长雄最为奸狡毒辣。到京以来，关于中国宪法写了许多长篇文章，如按照日本宪法天皇万世一系的精神，批评中国宪法草案之缺点，如反对不信任投票之制度，如论以孔教为国教等文论，皆以迎合袁逆专政恢复帝制的心理为主旨。及袁逆召集约法会议时，有贺探知袁逆帝制阴谋进行益急，对于地方制度又主张恢复皇清时代的各省总督制，以博袁逆欢心，助长中国内乱，以造成日本便利侵略的机会。此袁逆的高等顾问，实即日本帝国的高等间谍能手。”（121） 有贺长雄担任中国国家元首的法律顾问期间，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又一高潮时期。有贺长雄虽然名义上为中国国家元首聘请的法律顾问，但实际上却扮演着日本间谍的角色。有贺手下的助手，有的是日本参谋本部派来的高级间谍，如青柳笃恒，他们利用能够接近中国政府核心人物的机会，不断刺探中国的政情、军情，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正如日本著名学者卫藤沈吉教授所指出的，有贺长雄等名为中国政府聘请的顾问，实际上是“一支地道的保证日本对华政策实施的‘海外特殊部队’”的一员，“扮演着为帝国的‘亚洲雄飞’效犬马之劳的角色”。（122） 这是一个有起码良心和正义感的日本学者说的十分中肯的话。 1916年9月18日， 一个叫陈澹然的人写信给正在密谋复辟的“辫子军”统帅张勋，劝阻他不要聘请日本著名侵华特务头目青木宣纯为顾问。信中有一段话说：“日中将青木宣纯久于中国联邦之议，促我内分，想邀洞鉴……前者，项城聘有贺长雄，澹然即谓其忧盗贼不知藏金，召为管库，切谏不从。厥后胶潍假道，帝制速行，皆出（有贺）长雄之赐，遗祸至今。青木雄才，实高有贺，一为聘入，其祸更深。”（123） 这段话对民国初年袁世凯引狼入室并且与狼共舞、相互利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了全面的概括，正好可用来做本文的结束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