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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傅斯年还未留学前，就极为赞赏清代朴学的怀疑精神、亲历实验的态度、归纳的方法，认为清代学问是客观的、归纳的、实证的、经验的、怀疑的，“很有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29]。西方学术训练只不过坚定了他固有的认识。 自1928年成立到1949年，史语所研究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成果卓著，仅《集刊》发表论文就有300余篇。毫不夸张地说，史语所的学术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都打上了傅氏印鉴。他的学术理念无疑成为史语所的工作方针。 从考古学来看，有人将傅斯年定位为“中国考古学的催生者和哺乳者”[30] 并不为过。他强调考古是史学的一个分支，考古是“求新材料”的重要来源，史料不仅是历代典籍、档案、方志、笔记、语言、文字、典章制度，而且包括地下的甲骨、金石、陶瓷、竹木书简等实物，故提议“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以获得第一手的丰富资料[31]。为此，他制定先安阳至易州、后洛阳一带的考古工作方案，并提出在洛阳或西安、敦煌或吐鲁番、疏勒设立工作站[32]。傅斯年在1928～1937年间15次领导安阳殷墟的发掘，并派董作宾、李济主持是项工作。李济也曾回忆说，若非傅斯年的指导和支持，其考古工作也许就会中断[33]。 傅斯年设定考古路线，有其学术设想。如：“到山东去做考古发掘，本是假定山东一带当有不同于陕甘及河南西部之文化系，……到殷墟以东做考古发掘，本是想看看殷代文化系之向东分配情形，已而在城子崖发现甚多物件，足与殷墟出土品比较连贯”[34]。这一学术设想幸运地得到印证。史语所主要开挖出塌坡等仰韶遗址、青苔龙山遗址。此外考古组1930至1931年两次发掘山东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1936年发掘日照龙山期遗址，出土精美黑陶；1944年发掘敦煌汉唐遗址；1945年发掘洮河流域史前遗址多处。 考古组还将视野扩大到东北、四川等地，发掘出黑龙江昂昂溪史前遗址、蛮子洞遗址。根据田野考察，考古组完成大量研究报告与论文，主要有《城子崖》、《殷墟文字乙编》、《殷历谱》、《安阳发掘报告》4册、《田野考古报告》、《中国考古报告集》3册，其中，《城子崖》“又是中国考古学家在中国国家的学术机关中发布其有预计的发掘未经前人手之遗址之第一次”[35]；而有关龙山文化及整理殷墟出土的甲骨、铜器、陶器的研究，为重建古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该科研组于1930至1945年间，还调查热河、鲁东、安徽、西康、晋绥、关中、甘肃等地近90处遗址。考古学由此成为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在史料搜集整理方面，傅斯年的贡献尤不可没。他1929年偶然得知7000余麻袋明清档案正遭霉损，即刻给蔡元培写信，请求大学院出款购买这些明清内阁大库残余档案并转赠给史语所[36]。该所成立由陈寅恪、徐中舒领导的课题组专理此项档案。傅斯年1930年写出《明清史料发刊例言》，为该项档案整理制订了基本的原则与要求。该所先后编刊《明清史料》30余册。史学组校勘《明实录》，出版《明本纪校注》，校订《庄子校释》、《敦煌掇琐》、《敦煌劫余录》，以及整理《金文编》、《金文续编》、《秦汉金文录》、《原氏编钟图释》、《金文氏族谱》、《金石书录目》，编印《史料丛刊》，均贯彻傅斯年的考订精神。 在傅氏“扩充史料”观点的影响下，神祇、歌谣、民俗都进入史料的范围，史语所曾刊发过《中国俗曲总目》、《北平风俗类征》等文化史和社会史资料。 在发现新问题方面，能符合傅斯年所谓“能够新陈代谢”的题目，主要以傅氏《性命古训辨证》，陈盘《左氏春秋义例辨》，严耕望的《两汉刺史制度表》，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唐宋帝国与运河》，岑仲勉的《元和姓纂四校记》，以及《史料与史学》论文集中的成果为主要代表。 在语言学方面，傅斯年坚信：“广州的四方是最富于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材料，汉语将来之大成全靠各种方言之研究，广东省内及邻省有很多的方言，可以每种的细细的研究，并制定表式，用语言学帮助，作比较的调查”[37]。语言学组以此为指南，以汉藏语言为研究重点，在两广、赣、湘、鄂、云、川、徽南、陕中等处调查方言，通过记录分析，出版《钟祥方言》、《厦门音系》、《临川音系》、《华阳凉水井客话记录》等专论；发表《上古音韵表》、《古音中的三等韵》、《切韵鱼虞之音读及演变》等成果。在考订古音的基础上，兼考校古语语法现象；实地调查云、贵、桂地区苗、瑶、藏等少数民族语言，在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完成《龙州土语》、《莫话记略》等调查报告与《古台语有带喉寒音声母说》、《苗瑶语的声调问题》等论文。 至于中国人类学的起步，傅斯年认为应从“汉族以外还有几个小民族，汉族以内，有几个不同的式和部居”入手[38]。人类学分为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两部分，而文化人类学其实与民族学无异。1934年后，民族学组主要调查云南各少数民族与中缅边境各民族状况。在体质人类学方面，该组曾开展云南人类学初步调查、四川人体质测量及川、康等省民族调查工作，先后发掘南京绣球山人骨、昆明北门外人骨与川南悬棺，历次调查搜集的文物标本共计1500余件。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发表10余篇论文，出版《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亚洲人种初步分类》、《华北平原中国人之体质测量》等报告。史语所发行的《人类学集刊》、《中国人类学报告》，集中展示学者的研究成绩。 四、学术典范 “科学主义”是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挽救国难的一种主张。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各方面的革新，均是“科学主义”使然。史学同样也有“科学化”的过程。1902年，梁启超率先提出“新史学”的口号，揭开史学近代化的序幕。20世纪20年代，学术界开展“整理国故”运动。最初热衷并推动此运动的是胡适与北大的章门弟子。但胡适同傅斯年等人与章太炎等人，处理国故的态度截然不同。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提出“整理国故”的三个原则：（1）“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2）“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3）“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39]。傅斯年信奉：“国故的研究是学术上的事”，“国故是材料不是主义”，“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40]。对他而言，“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41]。他们反对章太炎维护经学正统地位、追摹国故的态度，更反对章太炎极力否定甲骨文等出土文物的史料价值的态度。傅斯年的科学的实证史学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 傅斯年的科学实证史学，在我们看来，基本可以用他所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加以概括。但一个时期以来，学界对此提法不明就里，多照字面狭隘理解。有学者对此提出疵议[42]。 综观傅斯年的学术思想，尤其是“史学便是史料学”的主张，其真正含义为：应用西方科学方法，发现新史料，辨鉴史料的真伪，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还原或重建历史的“本真”，并且从材料中发现“真”问题，开拓新领域，展延学术生长点。最终实现“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43]的科学化史学的目标。“乾嘉考据学者虽有许多超过专家水准的研究，但实际上没有发展出专业的史学”，至此史学才打下了专业化的基础[44]。而绝不是说史学研究便是发掘与整理史料。 至于谈到史学研究方法，傅斯年最为强调的基本方法还是比较的方法：“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几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45]。这种提法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甚有相通之处。王国维同样注重史料间的比证参校。 对傅斯年而言，科学化史学观并不仅限于史学，因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所以也是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应该遵循的原则。在傅斯年的潜意识中，历史学是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的基础，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不过是细化的史学或者史学的一个分支。正是在此思想指导下，史语所的研究为近代学术发展树立一个新的典范。傅斯年的这种研究思路，迄今仍基本为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继承。 当然，还须指出三点：第一，傅斯年虽然深受兰克实证主义史学的熏陶，高论史料就是史学，反对史观史学，但其史学实践仍然受到德国民族主义史学的强烈影响。许倬云先生对此有很好的解说：“他（指傅斯年）自己学到的一套东西本身就不是从纯粹的史料来的，是有他的时代需求的。当时的德国史学界，重要的事情是：界定什么是日耳曼，界定什么是日耳曼文化，界定什么是日耳曼民族，界定什么是日耳曼国家，界定政治和宗教如何脱钩。傅先生是在那个大的气氛之下学来的，所以他带回来之后，不知不觉地也在做中国国族的界定工作，从夷夏东西考到研究满洲，在他的时代，中国必须要找到自己在列国秩序中的位置。……反映了德国学派的影响，也反映了当时的时代对他们的影响”[46]。傅斯年在强调语言学的重要性时所说的“一个民族的语言即是这一民族精神上的富有”[47]，与他撰述的《东北史纲》（第1卷，古代之东北），都折射出民族主义史学色彩。《中国疆域沿革史》表面是受太平洋国际学会委托编著，但史语所接受并完成这一项目，也应该与民族主义史学的影响相关。甚至有人认为，史语所追求的最终的人文价值，就在于唤醒民族史学。恰如傅斯年的希望：“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48] 对本民族学术的热爱与关怀，与中研院对史语所的要求相吻合。曾任中研院总干事的丁文江，告诫过学人不辱使命：“中国的不容易统一，最大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公共的信仰。这种信仰的基础，是要建筑在我们对于自己的认识上。历史和考古是我们研究我们民族的过去与现在；语言人种及其它的社会科学是研究我们民族的现在。把我们民族的过去与现在都研究明白了，我们方能够认识自己。……用科学方法研究我们的历史，才可造成新信仰的基础。……然后统一的基础才建设在国民的自觉上！”[49] 第二，傅斯年去台前，发表过《大东小东说》、《周颂说》、《论所谓五等爵》、《性命古训辨正》等为学术界瞩目的著作，其中，《性命古训辨证》除与其它成果一样选题视角独特外，在方法论上还有“开创的意义”。该书“不是关于训诂学的研究，而是一部思想史研究”。他运用语言学和史学的方法，训释古代“生”与“性”的关系，分析古代天命观、人性论。《性命古训辨证》有两大特点，一是傅斯年在原有从理性观点解释中国古代思想基础上，“又开启另一较深刻的观察，从宗教上认识了古人非理性的心理层面”。二是该书“所采取的语言学研究方法，……绝非是乾嘉以降训诂据古义为准的原则显限，因为除此之外还有历史演变的观点。……唯有这两个方法配合起来看，才能了解傅斯年《性命》在方法论上开创的意义。……此书绝非乾嘉旧传统可以笼罩。”不无遗憾的是，傅斯年这种将语言学与历史学“配合起来研究思想史”的方法，“至少到目前为止，严格地说并未产生影响，而且也没有人续在傅氏的研究基础上再发展”[50]。 第三，毋庸讳言，傅斯年极为重视史料，但其自认为最得意的作品《性命古训辨证》一书--曾作为其代表作，提交参加中研院第一届院士的选举，“即他并非胡适所谓‘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其实大量运用想像力，最显著的例证是他在书中讲‘天’，颇多推测性质。”余英时强调，“若非如此，傅绝无法写出这样深具丰富想像力的书”。以上表明，傅斯年与胡适一样，并未完全停留在“五四”的实证主义阶段，“不过在正式主张方面没有转向而已”[51]。 注释： [1]相关研究可参见桑兵的《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岳玉玺等的《傅斯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李泉的《傅斯年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唐明贵的《“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然而，有关问题或观点尚需进一步明确。 [2][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331、1353页。 [3][8]《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6期，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2414、238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