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界由研究黄埔建军而涉及“政党领军”问题的论著甚多，但从政治学、军制学，特别是从军政关系角度直接考察其创立、发展、特色作用者，数量不多且分歧甚大，亟需要发掘新的史料，进行深入探讨。
    一、黄埔建军之路与“政党领军”模式的形成
    自黄埔建军伊始，孙中山与国民党人在组建“党军”过程中创立了“以党领军”方式；国共两党分裂后，中共展开武装斗争，坚持实践“党指挥枪”原则并运行至今。国共两党所共同实践的由政党对于武装力量的统帅方式，即“政党领军”模式，是解决20世纪中国政治、军制，及军政关系诸问题的最主要的模式。
    从军政关系角度（Civil-military relations）考察，在“政党领军”模式之中，武装力量应该发挥其固有的，即任何条件下都必须完成的职能的同时，还需要接受政党的领导与支配，完成由政党所赋予的、在特殊的社会形势之下所需要完成的军事与政治任务。
    武装力量能够在特殊的环境条件下参与、甚至控制社会政治，是古今中外历史上较为普遍的现象。在近现代中国的转型时期，现代军人曾发挥过“武昌起义”那样的正面作用，却又在民国建立后势力膨胀，以至于出现“北洋军阀”。不过从总体上比较，“北洋军阀”式的中国军人政治现象为时不长，即被日益发展的政党政治所取代，出现了在20世纪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党领军”模式。
    “政党领军”模式在中国的创立，具有深厚的历史与社会基础。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治主义传统，从晚清改革到民国初建，又借鉴现代西方军制，整合军政关系，在传统基础上确立了约束军人参政权的法制规则。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钦准《结社集会律》，民国建立后的1912年8月10日《众议院议员选举法》，1913年袁世凯颁《大总统令》，1914年《治安警察条例》等等，这些法规都限制了现役陆海军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军人的结社组党等政治权力。
    但清季与民初的政治革命、抗御外侮等因素，在不同程度上提供了军权参政的机遇，大批军人参加革命直接介入政治，打破了国家言论结社法规及军纪所规定的军人不干政法则。无论南方北方，都有新的军事长官出任中央与地方各级行政长官，成长为民国政局的支配势力。尤其是北洋军事势力派控制了国家政权，被称为“北洋军阀”，导致民国政治秩序，即国家军政关系严重失衡。
    “军阀”语境，毫无疑问是否定与批判性的。“军阀”话语的出现，表明了社会舆论对于军人政治反感加深。军事势力派在推翻满清帝制，反对复辟、维护共和等革命运动中曾做出正面贡献。但民国建立之后，在需要规范政治建设的进程中，军人在非常的变革时期所获取得的参政正当性遭受质疑。人们对“军阀”的批判，说明了在当时社会政治与政党势力的迅猛发展形势下，需要正确认识军队的社会地位，更需要在现实的政治革命过程中，使其在约束之中发挥健康的社会政治作用，这也是任何时代都需要认真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革命党人的南方根据地，军人走出了与北方不同的政治参与之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一反军人不干政之说，不仅动员新军参加了反对帝制的革命运动，又在民国建立、南北对峙的形势之下，动员军人加入革命党，或努力以革命理念造就“革命军人”以组织新型革命军队。
    国民党人首先在广州地区推进了军人的党化工作，规定军人一律要入党：“凡军官、军佐以至军士皆须一律入国民党，若非国民党，即不得列名军籍。”[1]（p.183）按“革命党人”政治标准练就的革命化、政治化之军人与军队。
    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打破了晚清及民国时期所规定的限制军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结社组党等政治权力的法规；这是与西方民主体制的基本原则--军人不干政及文官控制原则--不同的政治实践，并由此开创了前所未见的中国“政党领军”模式。
    改造旧时军队一直是孙中山和南方党人长期关注的问题。戴季陶倡导过“科学的组织之革命军”，朱执信写过“兵的改造”、“军官的改业”等文章。孙中山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并饱经挫折，更深感建立一支本党所属军队的重要性，他曾总结说：“中国革命，虽然有了十三年，但是所用的军队，没有一种是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2]（p.292）他强烈批判北洋系及南方军阀势力：“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3]（p.471）
    孙中山在建军过程中，比较充分地研究过西方各国的政治与军事理论，更直接借鉴了苏俄的建军模式。1923年10月蒋介石带领孙逸仙代表团访苏，表现出了孙中山和国民党人的政策调整，以及策略运用的灵活态度。苏共方面也相应地修订了对华以及对待国民党人的政策，孙逸仙代表团访苏无疑促成了双向的政治交流。蒋介石回国后毫不掩饰地写出了对苏俄不信任的报告，但对苏俄红军所实行的政治委员制度表示欣赏。孙中山接受蒋介石的考察报告，决定通过创办军校培训军事骨干，建立中国国民党所统率的新式军队，即“练一支决死之革命军……用黄埔学生为骨干”[4]（p.170）。
    蒋介石多次在公开演说中谈到他归国后推行这一制度的由来：“我们要先弄明白这个党军的来由。……所以我回国之后，就决定了，如果要使军队真个能为人民求自由安乐去打仗，真个能为党实行三民主义去打仗，非用俄国赤卫军这种编制不可，故此实行仿照这种方法去练我们的党军，现在我们的党军已经练成了，做到了。”[5]（pp.144～145）
    1924年6月黄埔军校开校典礼，孙中山讲话强调了革命理论对于建军的指导作用：“军队之能不能革命，是在乎各位将士之有没有革命志气，不是武器之精良不精良。”[6]（p.296）由胡汉民宣读《总理训词》，规定以三民主义为一切工作的指针：“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汪精卫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致辞，对孙中山组建军校的目的与党军关系理论作了解释：“本党创办此校，实欲合理与力为一致，办党者为理，办兵者为力。力以抵抗罪恶镇压反革命，补理之所不及，故党与兵实相依为命，兵出于党，无党即无兵，党赖于兵，无兵即无党。国建于党，无党即无国。往者吾党之失败，由于党自党，兵自兵，此后吾人万不可再蹈覆辙。”[7]（p.43）
    孙中山自兼军校总理，主持制定了办校练军、建立党代表制和政治机关诸多决定，由廖仲恺任党代表，戴传贤为政治部主任。用黄埔学生为骨干编成教导队，组建扩编为直属国民党中央的军队，称为“党军”，1925年编成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军”模式还推广于各路旧军，逐渐完成了南方革命阵营所属军队的革命改造，确立了革命党人的“政党领军”体制。
    根据新的“政党领军”模式，制定了一套政治思想教育制度与军队的指挥体制。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明确强调军队属于党，全军必须为革命奋斗。如北伐时期总司令告全体将士书强调：“国民革命军乃党之所有，任何人不得而私也。”“政治工作为革命精神之所寄，其职责之所在，必相与努力，促其完成，不得轻视。此为革命军真正命脉之一，慎勿等闲视之。”[8]（p.210）
    在党军及所属军队的组织与指挥体系方面，由黄埔军校发轫，“教导团成立初，团、营、连即有党代表之制度，旋即有党部之组织。盖军队本身组织严密，军队中之党部亦与普通党部不同。诚以军队随时移动，其党部应有特别之组织。军队中有军党部、师党部、团党部、连党部；至旅、营、排不设党部，盖期减少级数以便利指挥也。军中之特别党部直辖于中央，军中下级党部则归特别党部管辖”[13]（p.23）。
    党代表及党部的权力甚大，按1925年初拟出《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要点：“第二条，党代表在军队中，为中国国民党之代表”；“第六条，党代表应推行党及政治势力于所属部队，并按上级党代表之意旨，指导其政治工作”；“第八条，党代表有会同指挥官审查军队行政之权”；“第廿二条，一切命令及出发之公文，凡未经党代表之共同署名者，概不发生效力。”[7]（pp.139～142）
    最早的军队党部是在黄埔军校成立的特别党部，它起到了实验与示范作用：“学校中之有党部自本校始，十三年七月六日本校举行特别区党部第一届执监委员选举会，结果蒋中正、严凤仪、金佛庄、陈复、李之龙五人当选为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一人由蒋中正兼任，于是本校特别党部遂告成立。”[13]（p.17）军校特别党部的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十四年）“九月十三日举行选举第三届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大会，党员到会者1372人，推蒋校长为主席，选举邵力子、王柏龄、袁同畴……为本届执行委员。”[13]（p.21）
    特别党部下属分部与小组，尤以党小组的建立，直接连结基层士兵，使党组织能够上下贯通，充分发挥作用力，表现了组织上的严密性质：“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本校特别党部通告选举各小组组长，三十日晚七时开党员大会选出各小组组长。十月二十二日特别党部并规定各小组组长任务……”[13]（p.21）
    蒋介石及军中高层均十分重视军队基层组织的党小组建设。蒋介石曾致信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强调党小组工作的重要性：“请兄对于第一师各团连小组多下工夫，并监督其实行，将来由第一师以推至各师，则党军名实或有相符之一日，而革命始有成功之望也。”[13]（p.24）蒋介石还强调：“请将此函摘要录登报端，使各官长知党之重要，而不至轻忽小组会议也。”[13]（p.24）
    1926年1月4-19日国民党召开二全大会，在蒋介石作军事报告之后，袁同畴作党务报告，强调完善军中党组织：“敝校党部的组织就完全和军队的组织相符合，一班就是一个小组，一连就是一个队党部，队党部就统属于特别党部，其余如部处都设置直属小组，按其人数多少以定其小组的多少，平均而论每小组大概十四人左右。因为他每组的党员工作常在一块，所以易于开小组会议。”[13]（p.44）
    “政党领军”模式最关键之点，在于党、军之间在组织上的统属关系。党军建军时首任教导团团长何应钦在北伐期间撰文，强调党军和军阀的区分不在于“纪律好”和“勇敢”等普通军队也必须具备的素质，而是具有四大特点：“一、党军是要使官兵有智识的；不是像军阀实行愚兵政策的。……二、党军的精神是刻苦牺牲；不是像军阀以升官发财相号召的。……三、党军绝无地盘观念；不是像军阀以占得好地盘收括民财为目的的。……四、党军是党的军队，不是像军阀视军队为私产的。”何应钦特别强调了第四点：“党军是党的军队；不是任何私人的军队。”[9]何应钦这一结论，从制度上分析了党、军的统属特点，他所作的理论表述，迄今仍具有值得重视的学理价值。
    对于党军的政治与组织建设，国民党人不仅是付诸行动，且在革命行动中加以反复宣传，以最大限度收取对于军队及民众的动员效果。何应钦在另一篇文章中宣传孙中山的主义治军思想：“我们的军队，异于其他军队的特点，就是在有政治工作，军阀不许军人明了政治，只求兵士盲目的替他们做爪牙，替他们做走狗，我们的军队却不然……综言之，我们不是盲目地叫兵士去作战，而是告诉他们作战的理由，使他们自动的去作战。”[10]
    该期《党军》还发表范熙绩的文章，对于“军阀政治”与国民党‘以党治军’体制作了比较：“可是中国的历来的政治，尤其是民国十六年来的政治，都是‘以军治政’，军是无较高的力量可以统治他的，在北洋系统下面，是以一人独裁去统治，一人独裁，高乎一切……这叫做‘军阀政治’。代替一人治军而及于政治的，只自国民党‘以党治军’‘以党治国’起。”[11]该文强调军人的党化与政治化对于完成革命具有重要意义：“兵士完全党化，是革命战争的基本工作，革命基础巩固的唯一条件。”[11]
    党代表制及军中政治工作，对于提高军队战斗力发挥了重大作用，20世纪40年代的国军政工史稿指出：“军队政治工作，在创始时期，其工作特点，既无标语、传单，复无其他宣传小册，所有者‘与士兵同生活，共甘苦’的革命精神，与夫‘不贪财，不怕死，爱国家，爱百姓’的革命行动。……孙传芳谓：‘这一回江西战败，并不是战略战术的缺陷，最大原因就是革命的宣传力太强，他们处处都能得到民众的援助，而我们处处受民众的攻击，这是战败的最大原因’。”[12]（pp.22～23）
    在国共合作时期，党军体制推行顺利、发展迅速；但国共分裂，国民党厉行清除中共党人政策，导致军校校务停顿，大批担任政工工作的中共党员及共青团员被清洗，党军体制遭受严重挫折。军校史稿记载：“李福林、黄绍雄由河南反攻，夺回广州，共产党败逃，在此时期校务无人负责，遂无形停顿，至十七年五月始得完全恢复。”[14]（p.190）
    退台后，蒋介石作了总结：“据我的研究的结果，我们所以失败，第一在于制度没有建立，第二在于组织之不健全。”指出：“就制度言，我们所以失败，最重要的还有军队监察制度没有确立的结果。自从党代表制取消，政治部改成部队长的幕僚机关以后，军队的监察即无从实施。……又由于政工人员的本身程度的低落，对于主义的认识不够，于是官兵皆缺乏政治训练，对于作战就是意志薄弱，战斗精神完全丧失，尤其对民众则不知爱护联系，甚至恣意骚扰，以至军风纪荡然无存，这种没有灵魂的军队，自然非走上失败的道路不可。”[15]（p.4）
    尽管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遭受严重挫折，其历史的存在却不容置疑。台湾学者指出：“这一党代表制度，因国共两党分裂而实行不久便被取消，继之而起的政治部制度与政训处制度，却也多少保存了一部分‘以政驭军’的精神。”[16]（p.436）国军在政党领军道路上的挫折与反复，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军政关系的曲折演变；也深刻地反映出，革命党人开创的党军体制，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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