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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的党枪原则及其对“政党领军”模式的巩固与发展 在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及其党军体制遭受挫折之际，政党领军模式却由中共党人继承，并加以补充、发展和完善，终于形成比国民党的党军体制更加彻底的“政党领军”体制。毛泽东对此有明确的结论：“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是继承了这制度而加以发展的。”[18]（p.351） 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曾评价中共党军制度的建设与作用：“说到匪情研究，你们知道共匪的政工长技是怎样的吗？我可以说，大陆戡乱战争失败，不是军事作战的失败，主要的还是军队政工的失败，反过来说，那亦就是共匪军队政工发挥了它的邪恶作用。匪的军队政工真正邪恶根源之所在，乃在于它的所谓‘群众路线’和‘基本干部’这两点上面。”[17]（p.772）他强调：“匪从来都是强调以党领军，最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的。”[17]（p.777）这实际是对中共党军制度建设成就给予了承认。 自南昌起义开始，中共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便直接沿用了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及政治部设置等制度。由曾主持过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各部队在军、师级设置了党代表，建立了党委，各团建立了党总支或党支部，有的连队也建立了党支部。政治工作人员除参与军事指挥之外，还担负行军作战中的思想动员、宣传教育工作。在思想理论方面，中共指斥国民党蒋介石为“新军阀”，在军内也提出“反对军阀主义”。通过这种反对“军阀”的理论宣传与组织整顿，强化党对于军队的政治领导以达成党的政治目标。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潮汕地区遭受失败，朱德率领起义军余部转战湘、粤、赣边境。为了保存和发展力量，于1927年10月至11月，先后对部队进行了天心圩、大庾、上堡整训，史称“赣南三整”。整编的主要办法，按朱德的回忆：“首先，整顿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19]（p.394）粟裕的回忆说：“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20]（p.116）同时进行前途及革命意义的教育，强调纪律，要求部队学会做群众工作等等，中心是强化部队的政治工作。 较“赣南三整”稍早一些，有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1927年9月11日秋收起义发动，受挫后转移，总指挥卢德铭（原第四军独立团营长、后任武汉政府警卫团团长）9月24日牺牲，9月29日毛泽东率余部（内含武汉政府警卫团一部）在江西水新县三湾村进行整编。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继续保持并强化党组织建设，决定班、排建立党小组，连设党支部，营、团设党委，并在连、营、团设置了党代表。由党代表担任党支部或党委书记，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三湾改编及其支部建在连上等措施，由于其组织工作的完善彻底，成为中共党史所确认的军队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本范式。 中共在发展发展本党所属武装力量的初期，几乎同时有了毛泽东“三湾改编”和朱德“赣南三整”。这两大整编是中共在十分不利的战争条件下进行的，其目的是既要发展所属武装力量，保障军队战斗力充分发挥，又要对军事力量实施政治控制，约束军人的政治地位。这是中共党军关系建设，也是20世纪中国军政关系演变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 朱毛会师之后，这两大整编所创造的实践经验，在井冈山的武装斗争中得到进一步巩固发展，形成了一系列有效的制度和办法，推行于后来的红军部队。周恩来曾在当时从中央领导角度，特别地肯定了朱、毛在井冈山的经验，并向各苏区推荐：“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连以下分小组，连以上有营委、团委等组织。因为每连都有组织，所以在乎日及作战时，都有党的指导和帮助。据朱、毛处来人说，这样组织，感觉还好。将来你们部队建党时，这个经验可以备你们参考。”[21]（p.16） 值得对比考察的是，中共党人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中强化“以党领军”体制，不仅是起义部队对于国民革命军编制的直接沿袭，更是明确借鉴了国民革命军因为“清党”而使军中党组织与政工制度陷于半瘫痪的教训。毛泽东注意到了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差异及其对战斗力的影响，他比较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基于这样的判断，毛泽东要求的发展比例是党员占半数：“现在红军中党员和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即平均四个人中有一个党员。最近决定在战斗兵中发展党员数量，达到党员非党员各半的目的。”[22]（p.30） 红军的政治工作也是在不断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推进的。1929年的古田会议，就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规定，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实行以党领军原则：“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22]（pp.86～87） 决议规定了党组织在军中发展原则，特别重视连党支部与班党小组的建设：“一、党员发展的路线，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同时，对非战斗兵如夫子勤务兵，亦不应忽视。二、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在党员数量过少的部队，事实上海班不能建立一个小组时，则暂以排为单位建设小组，而把组员有计划的分配到各班，但须明白这是过渡的方法。三、红军原有的小组编制法，即干部分子与一般分子，知识分子与劳动分子的混合编制的法子，是很对的。”[22]（pp.96～97） 古田会议决议的产生不是孤立的现象。中共党军关系建设，集合了党内军政各方面人物的思想与经验；它有红军前期工作经验的总结，也包含了国民党军队的教训。古田会议之前，由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制定、陈毅参与起草的指示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同时强调要同国民党的党军划清界限：“组织系统与编制。红军由前委指挥，对外用军部、政治部号召，目前是可以的，但到了各苏维埃区域扩大时，则必须召集各地苏维埃代表会成立几省边境苏维埃政权，公开指挥红军，免除党军的毛病，更可以使群众认识红军是自己的阶级军队。”[34]（pp.29～43）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指示信”与毛泽东的“古田会议决议”，是决定红军建军指导思想原则的最重要两份文件。 如前述黄埔军校时期，校长蒋介石曾写信与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强调不要轻忽党小组工作：“恩来吾兄鉴：…先把第一师各团党部整顿起来。”而周恩来及时地解决了问题，“乃于次日通告第一师诸同志工作办法之规定如下”（共12条）：“1.各连队党部每星期必须依章开会，党代表及常务委员须负全责；2.各连队党部小组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两次，每次以一小时或一时半为限，党代表须亲往参加会议，执行委员须轮流参加；……4.小组会议报告，组长须负全责；……12.师部团部营部各小组其办法与党部小组同。”[13]（pp.24、25） 从这一段历史，不仅可以看到国民党人蒋介石十分重视政治工作，也反映出周恩来在中共军队政治工作之中，充分运用了黄埔时期的经验。周恩来直接参与了国、共两党军队政治工作实践，从而对“政党领军”模式的理论表述、组织建设，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等多个领域，作出了具有先驱意义的巨大贡献。由于周恩来的传奇经历及其卓越建树，日本学者川岛弘三评价自黄埔建军时期开始，周恩来即是军队政治工作“第一流的人物”[23]（p.25）。 红军时期形成的政治建军原则，在中共后来的各时期得到全面的贯彻和发展。1937年“七七事变”后，举国抗击日本入侵，8月，中共中央举行洛川会议，决定组成11人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主席。8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前方分会（后改称华北军委分会），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任副书记。 根据抗战形势下的新形势，中共曾采取了相应措施以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如红军改编时，根据国民政府的要求取消政治委员，实行单一首长制，乃在师以上及独立行动之部队，组织军政委员会代替以前的政治委员制度，但也强调军政委员会是党的组织，它指导全部的军事和政治及党的工作，并向中央或上级军政委员会负责。不到两个月，中共中央军委于10月22日决定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先后任命了八路军各师，旅政治委员，并撤消各级政训处，恢复了师、旅政治部和团政治处等，以保证党对于所属军队的绝对领导。 整个抗战时期，中共对于分散各根据地的军队的政治领导，没有丝毫的放松。1938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共产党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涛），但要争党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毛泽东极简洁地强调并规定了中共的党与军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18]（pp.511～512）这一简明论点，成为后来人们对中共党军关系原则的最简明的概括：“党枪关系”，或将这一原则指导下的实践体制简称为“党枪体制”。这一用法同国民党的“党军体制”有了明确区分。 中共实施政党领军的“党枪原则”，切实保障了中共军队战斗力的发挥。在抗战初期接受国民政府改编后，中共武装力量以4万余人之数，在严酷的日本占领地区迅速发展，到抗战胜利时已拥有120万军队；更在抗战胜利之后短短数年之间，打败了数量庞大但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军队，夺取了全国政权。 所以，由国民党党军体制发轫的“以党领军”模式，在实践过程中获得相当成就也遭受了顿挫；而中共实践的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所领导的、并获得绝大成功的“党枪原则”，终于将“政党领军”模式发展完善，使成为独具特色的军政关系模式，并从根本上决定了20世纪中国的政治与军事发展走向。 三、“政党领军”模式发展原因及其地位作用 通过以上客观考察“政党领军”模式的源流发展，可知20世纪20年代通过黄埔建军而创立，经由国共两党所共同实践的“政党领军”模式，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根源的历史性转变；政党领军模式，对于20世纪中国的政治革命与军事发展，均发挥了伟大而全面的历史性作用。以下几点尤为重要： 第一，“政党领军”为中国现代军事力量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南方革命党人通过黄埔建军组建了党军、又以“政党领军”为原则改造党人领有的各地方军队，进而编组国民革命军。以党军为核心的国民革命军，北伐之际不足10万人，短短数年间，便打倒了北洋军人政权，完成了全国行政统一。所属军队逐步地推进了现代化建设，到1937年全面抗战前夕，按毛泽东所说，国民党已经建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强大的一支现代武装力量。中共武装力量在独立的武装斗争道路上，坚持“政党领军”原则，取得了更为显著的发展。 第二，通过建立了跨地域的政党军队，成功地消除混乱割据，完成国家统一并建设国家军队。晚清国力衰微，内外矛盾交逼，战乱频仍，国家经制兵八旗绿营名存实亡。在袁世凯“新建陆军”、张之洞“自强军”基础上编组新军，重建国家军队，却一直未能完成全国武装力量的根本统一。国民革命军的组建，解决了这一问题，“以党领军”模式，保障了革命党人战胜无“主义”指导的北方军事势力派。 国共两党军队都先后完成过全国统一的任务，实现了党的军队与国家军队合而为一。这显示出，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有了革命党的军队，就是有了中央化、国家化的军队。这就是国共两党的“党军体制”及“党枪原则”的具体实践，以及“政党领军”模式的核心意义。所以毛泽东作出宏观性比较的结论，指出中国的现代国家军队建设，第一步是北洋新军，第二步就是黄埔军，第三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三，坚持文人制军、梳理军政关系。国民党人将党军制度推行于国民党所统率的各路旧军和新平定的地域，这种军政关系的改革为中国的政治军事格局带来了新气象。孙中山的“党军理论”本源于西方民主主义的兵权从政式的政军关系原则，但没有完全照搬西方式“军人不干政”理论，而是在革命条件下实践军人及军队的政治化与政党化。中国共产党走上武装斗争道路并成功夺取政权，也采行并强化、完善了这一体制。故自黄埔建军伊始，开创了同西方“文官控制”有所区别、然又本质相通的政党制军模式，它保障了近现代中国军政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平衡恢复。党军体制是20世纪中国富有特色的军政关系形态。 第四，开拓出了20世纪中国军政关系的合乎历史规律的演变轨迹。即经由晚清文职督抚大员包揽军政大权的督抚专政，再经过辛亥革命后短暂的军权独大的都督体制，发展为北京政府时期军人政治型的督军专政，最后实现了政党的“文官控制”--党军体制的演变进程。尽管北伐之后的党军关系有十分曲折的反复变化，国民革命军的党组织与政工制度倒退，但国民党对于军队的掌握是牢固的，党军体制在总体上确立并继续保持下去。而中共在武装斗争开展过程中，稳定地推进党枪原则，成功地建设了比较国民党更为完善健全的“以党领军”模式。从历史的长过程来看，这一进程表现了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周期性的军政关系演变，即以传统文治主义为基点，经过转变失衡与发展平衡的历史性过渡，实现了适用于过渡时代的现代性文官控制。 综合言之，有关“政党领军”模式的创立及其历史作用诸问题研究，在中国大陆方面，过去较长时期，为现实政治的应用服务超越了客观学理研究，多强调毛泽东的个人贡献，或强调中共的独创性，没有关注黄埔建军的开创意义。在西方与台湾学者之间，研究方法多样，尤值得重视的，是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运用西方“文官控制”等政治理论，对“政党领军”体制进行比较研究，值得借鉴，笔者意当另文再作探讨。 本文需要强调的是，20世纪中国的“政党领军”的实现过程，是军人阶层从自主介入革命即“无限参与”政治方式，转变为接受政党领导、完成指定性任务，即“有限参与”政治方式的过程。中国的“北洋军阀”式军人政治曾在过渡时代的周期转型中涌现出来，完成了历史的必然使命，但最终是“政党领军”模式，完成了过渡时代整合军政关系的决定性贡献，成长为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架构的富有特色的基本模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