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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那段历史的失误和错误，我认为必须树立以下四个观点。 第一，要把失误和错误与那段历史取得的成就放在一起权衡轻重，分清主流与支流。 对于改革开放前29年的历史性成就，党中央在改革开放后的不同时期都作过评价，观点是明确的和一贯的。例如，1979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⑨1981年的《历史决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⑩1989年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四十年，是中国历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四十年，是经历艰难曲折、战胜种种困难、不断发展进步的四十年，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独立自主、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四十年。”（11）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12）这些评价都涉及改革开放前29年的基本成就，应当是我们总体评价那段历史的主要依据。只要把改革开放前那段历史的失误、错误，包括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种严重的错误同上述历史性成就放在一起比较，孰重孰轻，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便会不言自明。 第二，要对失误和错误进行具体分析，不能因为某些历史事件中有失误、错误就全盘否定那些事件。 首先，分析失误和错误是普遍的、全局的现象，还是个别的、局部的现象。例如，改革开放前曾发动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其中，像“大跃进”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文化大革命”中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等等错误，都是普遍的、全局性的。但像新解放区土改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中的错误，则是个别的或局部性的，而且一经发现，很快得到了纠正。如果不加分析，看到哪个运动有缺点有错误就否定那个运动，势必会得出改革开放前29年的历史是一连串错误集合的结论。 其次，失误和错误有多少就说多少，不能夸大，更不能以偏概全，把正确的合理的地方也说成是错误。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的几场比较大的批判运动，曾发生过把思想性、学术性问题简单化、政治化的倾向，有的甚至混淆了敌我、敌友的界限。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但也应当看到，正是那些大张旗鼓的批判，加上与此同时进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使文艺界、学术界、教育界原先存在的封建主义的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民主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受到了强烈冲击和迅速清理，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人民服务和人人平等等无产阶级思想很快为大多数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如果不加分析，把那几场批判运动中的错误连同其中合理的、正确的成分一概否定，那就难以解释，过去仅在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短短几年内就成为全国特别是城市中的主流意识形态；也难以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直到今天仍然能占据着我国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 再次，把犯错误和犯错误的时期加以区别，不能因为某个时期犯了错误，就把那个时期的工作统统否定。例如，“文化大革命”是建国后犯的最为严重的错误，但在它持续的10年时间里，我们党除了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还做了许多其他工作。《历史决议》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13）可见，不能把“文化大革命”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简单画等号，不能因为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政府所做的必要工作和建设上取得的重大成就，更不能因此而否定那一时期党和国家、社会的性质。否则，势必会把那10年从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分隔出去，使它同社会主义的历史割裂并对立起来。 第三，要把失误和错误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把在当时可以避免的和由于客观条件限制难以避免的错误区分开来。 所谓客观条件限制有两种。一种是实践不够，缺少经验。另一种是物质不够，缺少条件。例如，改革开放前在很长时间内积累率过高，对消费品生产的资金和原材料安排不足，给人民生活造成许多困难；尤其是对农业、农民征收过多，造成农村大部分地区面貌长期变化不大。这固然有对积累与消费比重安排不当，对农业、农民、农村兼顾不够的一面，同时也有受到当时物质条件限制的一面。前面说到，新中国成立后要尽快增强国力、巩固国防，只有走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道路。而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投资、大批物资和尽可能多的商品粮，从而要求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以便把全国有限的财力、物力，最大限度地用于钢铁、机械、煤炭、电力、铁路等基本建设。这决定了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对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对木材等原材料实行计划分配；不得不暂时抑制人民的消费，牺牲农民的一些利益。至于后来工作上的失误、错误，只不过是加重了困难的程度，延长了困难的时间罢了。凡事有利必有弊，从根本上讲，这些困难都是为给工业化打基础而付出的必要代价。在当年那种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搞工业化建设，不付出代价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在搞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也不可能完全不付出代价。不能因为后来条件变了，就把前面实行的政策统统说成是错误的。那样看问题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难以对历史作出公正的评价。 第四，要分析造成失误和错误的主观原因，同时也要把好心办坏事与个人专断、个人专断与专制制度加以区别。 在改革开放前29年犯的错误中，有经验不足等难以避免的问题，也有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不够端正等可以避免的问题；在可以避免的问题中，有个人专断造成的，也有急于求成造成的。急于求成固然不对，但正如邓小平所说：“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14）然而，个人专断与此不同。《历史决议》指出，这种问题的根源在于骄傲，在于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社会原因在于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缺少制度化、法律化，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历史原因在于长期封建社会造成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必须看到，受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与封建专制制度毕竟是两码事。前者是思想作风问题，后者是社会性质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从本质上讲，是与个人专断之类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出并着手纠正这种现象，才能在指出这一问题时不是把它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某些人，而是注重于总结经验，并在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以免后人重犯类似错误。中共十七大报告在讲到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时强调，要“健全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15）这再次说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影响是有其深厚历史根源的，不会只在某个人或若干人身上起作用，也不会在短时间内清除干净。因此，不能因为存在个人或少数人专断的现象，就妄言社会制度是封建专制主义的。 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那段历史的主流，除了要正确分析那段历史中发生的失误和错误外，还要看到那段历史对改革开放的意义，看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相互联系。中共十七大报告在阐述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时指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还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16）这些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那段历史对于改革开放的意义，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改革开放前那段历史对于改革开放的意义，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看。 第一，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政治前提。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实现了除台、港、澳地区之外的国家统一，取得了民族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铲除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社会基础；取得了抗美援朝等自卫战争的胜利，提高了我国的国威军威，消除了外国侵略的威胁；实行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和共同进步；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研制并成功爆炸了原子弹和氢弹，发射并回收了人造卫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在国际局势极端复杂的情况下，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僵局，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使中国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所有这些，使改革开放得以在政权稳固、社会安定的条件下和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展开。 第二，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制度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以及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尽管改革开放后在一些具体的政治制度上有过不少改革，但上述基本的政治制度至今仍在坚持并不断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虽然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有较大调整，但仍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的主要领域和关键部门。正是这些制度，为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有力的组织保障和广阔的实践平台。 第三，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没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资产、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连续5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积累起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巨大财富；并改变了旧中国工业集中于沿海地区的不合理布局，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同时，发展了地方和社队工业，进行了大规模农田和水利基本建设，极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后工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另外，新中国成立后的29年，培养的高校毕业生超过旧中国36年的15倍，培养的科技人员更超过旧中国100倍，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科技大发展准备了必要的人才条件。《历史决议》在评价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历史的贡献时指出：“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17） 第四，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定的思想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的凝结，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事实一再证明，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关于要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思想，关于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经验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矛盾和要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关于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思想，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生命线的思想，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等等，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在改革开放的各项工作中发挥了和继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另外，改革开放前中共内部开展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其中无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基本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防止党脱离群众、国家改变颜色、政权得而复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尽管也出了不少腐败分子，但时至今日，大多数人的头脑中都还有这根弦，不能不说与这些运动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反复强调，要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面貌”，防止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打“没有硝烟的战争”。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也反复告诫全党要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不再重复过去那种运动式的整风，但仍然进行了1980年整党、1990年党员重新登记、1999年“三讲”教育、2004年“党员先进性教育”和2008年开始进行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组织整顿和思想教育活动。这在其他国家曾经执政过的共产党中很少见，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传统。正是靠着这个传统，改革开放能历经国内国际的大风大浪而始终不偏离正确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