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经验。邓小平曾说过：“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18）可见，中国之所以能实行改革开放，能在改革开放中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改革开放前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是分不开的。 总之，改革开放不是在1949年旧中国满目疮痍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在新中国的前29年建设成就与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改革开放，前29年的历史难以为继，但没有前29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也难以起步。与改革开放后30年的历史相比，前29年的建设成就和人民生活变化远没有那么显著，但这并不表明前29年的成就不重要。如同盖楼一样，打地基时不容易让人看出成绩，但楼房盖得快盖得高，反过来说明地基打得牢。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新中国的前29年历史，成就是主要的，主流是好的，总体评价应当是正面的。 五、关于国史研究的科学性和社会功能 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科学所有学科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阶级性、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只不过国史研究由于它研究的对象是实行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因此，它的阶级性、政治性、意识形态性更强些罢了。在历史研究中，对同样的历史事实往往得出不同的甚至截然对立的结论是屡见不鲜的，国史研究也不例外。现在一些论著中大量充斥与《历史决议》相反的言论，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学术研究不是自娱自乐，更不应当用来为少数人谋利益，而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在今天的中国，也就是要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分析问题、判断是非。所谓学术研究要“价值判断中立”，要“终止使用自己或他人的价值观念”，要“排除来自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思想权威的各种干扰”的主张，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提出这种主张的人，自己就做不到“价值判断中立”。因为，这种主张本身就是受某些“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思想权威的干扰”的结果。 说国史研究具有较强的阶级性、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并不是否定国史的客观性和国史研究的学术性、科学性。在社会科学领域，一门学科是否是科学研究，并不取决于这门学科是否具有政治性，或政治性的强弱，而在于它追求的是否是客观真理，反映的是否是客观规律，是否具有完整系统的知识体系和符合科学研究要求的学术规范。国史研究既然是一项学术性工作，就必须像其他历史研究领域一样，首先要尽可能详尽地收集掌握和仔细考证历史材料，通过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材料进行归纳分析，弄清历史事实，阐明历史原委，总结历史经验，探寻历史规律，预测历史前途。只要抱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刻苦钻研，严谨治学，遵守公认的学术规范，那么，国史研究的阶级性、政治性、意识形态性与其学术性、科学性之间，就不会相互对立，而会相互统一；国史研究者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会妨碍其做学问，而同样可以使其做出好学问、大学问。 对于史学的社会功能，人们有过各种各样的表述。有的说是咨政育人，有的说是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咨政育人，有的说是积累经验、教育后人、观察未来。这些表述都不错，但我认为，历史尤其是国史研究还有一个功能，是上述表述中没有说到的，那就是“护国”的功能。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讲过一句名言，叫做“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19）就是说，要灭掉一个国家，先要否定这个国家的历史，这个国家的历史被否定了，这个国家也就不攻自灭了。他的这个观点已为大量的历史事实所验证。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为霸占中国的台湾和东北三省，推行奴化教育，把台湾和东北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剥离出去。陈水扁当政时，为了搞“台独”，竭力推行“去中国化”运动，也把台湾史从中国史中分割出去，把没有台湾的中国史放入世界史课本。他们都是妄图通过否定、割裂中国历史，达到灭亡、分裂中国的目的。 否定别人的历史可以达到否定别人的效果，否定自己的历史同样会酿出否定自己的苦酒。毛泽东就说过：“历史上不管中国外国，凡是不应该否定一切的而否定一切，凡是这么做了的，结果统统毁灭了他们自己。”（20）大量历史事实也验证了他的这个观点。最新的例子就是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掀起一场从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再到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逐步升级的运动，使广大人民产生严重的信仰危机，最终导致苏共下台、苏联解体。但最近几年，俄罗斯为了重振大国雄风，对过去那种违背事实、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做法进行了反思。例如，2002年出版的由俄罗斯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20世纪祖国史》，对30年代的苏联工业化建设和农业集体化的历史作用作出了新的比较合乎实际的评价。（21）2007年俄罗斯政府发给各地中学一本历史教学参考书《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其中重新评价了包括苏联时期在内的俄罗斯现代史，称斯大林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22）俄罗斯对苏联历史评价所发生的变化再次说明，一个民族如果用轻率的、蔑视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历史，这个民族是很难树立自豪感和自信心的，也是不会有前途的。 既然去人之史可以灭人之国，反过来说，卫己之史不是也可以护己之国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历史研究尤其是国史研究，也有“护国”的功能。这与史学尤其国史研究所具有的经世致用的功能是完全一致的，也与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家尤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相互吻合。对国家史的认识和解释，历来是意识形态领域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较量的重要战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总是高度重视对国家史的解释，并把它视作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而要推翻一个政权的阶级和政治力量，也十分看重对历史的解释，总要用它说明原有统治的不合理性。这是一个具有普遍规律的社会现象，区别只在于进步的阶级和政治力量顺应历史前进方向，对历史的解释符合或比较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而反动的阶级和政治力量背逆历史前进方向，对历史的解释难以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 当前，一些人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总是喜欢拿历史尤其是国史做文章，采取夸大事实、以偏概全、偷换背景、捕风捉影、胡编滥造、耸人听闻等手法，竭力歪曲、丑化、伪造、诬蔑、攻击新中国的历史。对此，我们一方面要理直气壮地用事实予以抵制和批驳，以维护共和国的利益和荣誉；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国史研究，在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年学生中开展国史教育，普及国史知识，把正确认识和解释国史纳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工作中去，用以树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坚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心和信心。 与国史研究的科学性质和社会功能相关联的还有两个问题，即当代人能不能写当代史和国家史能不能由国家机构主持编写。 先说第一个问题，即当代人能不能写当代史。中国古代确实有过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说法，而且在“二十四史”中，自《后汉书》以下，都是后代人写的前朝史。但是，中国除了“二十四史”之外，每个朝代几乎都有本朝人写的“当代史”，只不过有的是半成品，有的是对史料的编纂，有的没有流传下来罢了。它们对“二十四史”的撰写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与“二十四史”之间是历史记载与历史撰述的关系。另外，即使在“二十四史”中，也有“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事例，如司马迁写《史记》，陈寿撰《三国志》。所以，说中国古代不修“当代史”有悖于历史实际。 还应当看到，在中国封建社会，所谓当代、前代是以帝王姓氏为标志的朝代来划分的。在帝王专制统治下，史学家写“当代史”往往颇多忌讳，难以秉笔直书，只好等到改朝换代再写前朝史。另外，由于交通、通讯、印刷等手段落后，各种资料的积累和信息的反馈需要较长时间，“当代人”写“当代史”在客观上也存在不少条件上的限制。然而，随着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网络通讯的普及，过去那些“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不利因素已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今天的当代人不仅有条件写当代史，而且有着了解当代史、参与当代史撰写的强烈兴趣和愿望。要求当代人不写当代史，实际上已经做不到了。 再说第二个问题，即国家史能不能由国家机构主持编写。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历史尤其是国家史不能由国家机构主持编写。在他们看来，史学应当作为国家的对立面存在，由国家机构主持编写历史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在这一理念的支配下，欧美等国的国家史一般由私人或非官方机构编写，很少由国家设立国史编研机构。但国家史究竟应当由私人写还是由国家机构主持写，不仅和国家政权的性质有关，也和每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有关。在中国，自商周时期开始，国家就设有掌管史料、记载史事、撰写史书的史官，称作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秦汉时期称太史令，三国魏晋以下设著作郎。由南北朝的北齐创始，在唐初正式设置了专为编写国史的史馆，由宰相监修。宋、辽、金、元设国史院，清设国史馆。辛亥革命后不久，北京政府即成立了中华民国国史馆。一些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大的亚洲国家，也有设立国史编纂机构的，如韩国政府至今设有国史编纂委员会。不仅如此，中国自唐宋以来，历代还把修志作为官职、官责。正因为如此，现存全部古籍中，史书志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它们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一直为外国人羡慕不已。应当看到，中华文明在最先发达起来的少数几个古代文明中，所以能够延续至今而没有中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由国家或官府主持修史修志的传统。 至于史书能否做到客观公正，关键不在于由国家主持写还是由学者个人写。中国历史上的史官中，就有为如实记载历史而不怕杀头的，例如，春秋时齐国的太史和晋国的史官董狐。而且，这里还有一个什么叫做“客观公正”的问题。对“客观公正”理解不同，“客观公正”的评判标准自然不同。前面说到，中国从事国史研究的机构除当代中国研究所外，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高等院校中还有很多。很多国史范围内的综合史、专门史、地区史的著作，也都出自学者个人之手。当然，这些机构与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性质并不完全相同，这些学者与西方的自由撰稿人也不完全一样。但无论怎样，研究或编纂国史都必须尊重客观事实，符合历史的真实。在这方面只有一个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 任何学科要想最终作为一门科学而立足，都需要有自己合乎客观规律的，独立、完整、系统的学科理论。做到这一点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经过长期奋斗的。但我相信，只要有国史学界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国史及国史学的理论一定会逐步完善和成熟起来，国史研究的学科体系也一定会最终建立起来。 注释： ①参见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7-247页。 ②胡乔木时任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③以上均由人民出版社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④此书的1949-1952年各卷，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出版；1953-1957年各卷，已由中国物价出版社出版。 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17、811、815页。 ⑥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3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1页。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69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7页。 ⑩《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794页。 （11）《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11页。 （12）《人民日报》2006年7月1日，第1版。 （1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15-817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9-140页。 （15）《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第4版。 （16）《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第2、4版。 （17）《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04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2页。 （19）龚自珍：《古史钩沈论二》，《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2页。 （20）《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日）》，《党的文献》2007年第5期，第16页。 （21）吴恩远：《“还历史公正”--俄罗斯对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反思》，《高校理论战线》2004年第8期，第46页。 （22）《环球时报》2007年7月31日，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