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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民抗战起于河北，而河北省政府却选择了弃掉河北。从1935年日军侵占我省，到抗日战争胜利，河北省政府的角色一直是极为尴尬的。“七七”抗战的枪声，由时任河北省主席兼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部打响，立即取得了全国各界支持，但即使这支军队，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选择的也是逃离。至于河北省政府，竟一逃再逃，逃至省外去“施政”河北。看档案，整个抗战其间，只有省政府主席鹿钟麟，为与中共武装争河北这个地盘、搞摩擦，于1938、1939年来过两次河北，但很快因失败又溜开。至于日本投降后，河北省政府返回，也是为自己划一个失败的句号而已。记载河北省政府施政行为最全的是《河北政府公报》，从1928年8月-1937年9月，共发3291期，特刊91期，至今一期不少地保存于河北省国家档案馆里（冀档全宗614-1-432至600）。从1946年6月起，到1948年底，河北省政府又出公报60期，亦一期不少的存于本馆。从1937年9月至1945年6月，其间8年多，河北省政府连一期公报也未出，这空白，默默地见证着河北省政府的那段作为。 （三）河北省政府从成立到垮台，共产生过多少任省主席？今公众了解1928-1949年河北的那段历史，恐对两个问题感到有惑，第一个就是，21年中，河北省政府共产生过多少任政府主席？一一清点馆藏档案，21年中，共产生过13任。他们是：首任，商震；第二任，徐永昌；第三任，王树常；第四任，于学忠；第五任，张厚琬；第六任，商震；第七任，宋哲元；第八任，冯治安；第九任，鹿钟麟；第十任，庞炳勋；第十一任，马法五；第十二任，孙连仲；第十三任，楚溪春。商震，1949年定居日本，1974、1975年两度回国参观，1978年5月15日在东京逝世，其骨灰现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今河北省国家档案馆藏有商震与傅作义、杨虎城、冯玉祥、翦伯赞等来往函札1979件（冀档全宗614-2-1至565），均有重要价值。庞炳勋，上任后即与日本眉来眼去，最后做了汉奸，是公开投敌的省主席。马法五做省主席一年零三个月， 从没踏上过河北的土地。 （四）河北省政府是在哪里办公的？今天人们仍将省政府所在地称“省会”，省会的繁荣与稳定如何，对一省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河北省政府成立驻哪里？从一开始就有很大争论，至于它于抗战八年内的徙移，实属罕见，确有以档为据，一一列举之必要：1928年7月，河北省政府在天津；1928年10月，在北平；1930年10月，在天津；1935年6月，在保定；1937年9月，在大名；1937年10月，在洛阳（河南）；1943年6月，在郿县（陕西）；1945年10月，返北平；1946年7月，回保定；1947年11月，迁北平。1949年1月，随最后一任政府主席楚溪春跟傅作义参加北平和平起义，历时二十年零七个月的民国河北省政府在大陆寿终正寝。 四、关于日伪政权祸河北 从续“家谱”的意义上看，1928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若干年，当是河北“家道中落”期。原因，除上已讲过的外，就是产生过一批由国民政府培养的、由日本侵略军扶植的傀儡，它们与日军一道肆虐了河北。为使后人永记住先辈遭遇的苦痛，兹将伪政权及主要罪孽们做下简述： 一，河北的伪政权，与国民政府和日本签订的两个协定有着直接关系。笔者和公众一样，久知“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过两个协议（《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但对详款却未阅及。编写大事记，将这两个协定一一看过，真感如芒在背一样的。原因很简单，因那字里行间的霍霍刀声，与其说对着中国，倒不如说直接对准了中国的河北。执政的民国政府，允许日军将刀架在了河北的脖子上，自然就出了一批大大小小的汉奸们。看《塘沽协定》，共五款，第一款，竟是这样的：“1、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 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协定中所列的这些地方，除1928年随直隶改河北刚刚与冀脱离的几个县外，均隶属河北。更为甚者，到1935年6月，当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将一件“觉书”交给何应钦后，何应钦经与日方几次秘商，又签下了如下协议：“（一）于学忠（时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及张廷谔（时任天津市长）一派之罢免；（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四） 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之解散；（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取缔，并不容许存在；（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 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七） 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八）第二师、第二十五师撤退河北省外， 第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在这个协定上，何应钦的落款是：“复函敬启者， 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 二，“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出现，标志了在“七七”事变前，河北的唐山、通州等战略要地已被日军所控。无论从战略地位看，从资源丰富程度看，还是从现代工业发达水平上讲，当时唐山、通州及周边一些县， 在中国均为显要之重地。占京东、掠资源、进而以此为跳板，侵占整个河北和中国，应当说是日本军入关后的如意算盘。“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始称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于1935年11月，于1938年4月解体。以河北省政府滦榆、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为委员长，以通县为政府所在地，统治面积约8200平方公里，辖唐山、通县及周边22个县约600万人口，设民政、财政、外交等五厅。“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是日军在河北扶植的第一个傀儡政权，其罪行，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残酷破坏中共组织杀戮抗日军民；二是，使冀东成为日本向中国输入日货，掠夺中国资源的重要集散地；三是，强制推行日语教育，奴化中国人民。“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周年时，它自编了一本纪念专刊（ 冀馆图资D.693.62.36），内有这样的供称：“从前保安总队官佐由河北省政府任免，自本府成立后改归本政府统辖，原有官佐由政府长官一律重新职任”。“冀东各县匪（指中共武装力量） 风素炽， 自划作非战区后，分驻各县与地方团警协力痛剿……查本府成立以来，审核盗匪及办理共产案件……一百六十六件”。河北省国家档案馆保存的中国长芦盐务档案，对日军占领长芦，疯狂掠夺芦盐的情形，记叙的相当清楚。仅在民国三十三年六月的一份文件中，就记载了“日军天津甲第1820部队一次掠走‘军盐’11500吨”。（ 冀档680-3-814号）殷汝耕，浙江省平阳人，抗战胜利后被南京高等法院判处死刑，1947年12月1日执行枪决。 三，“河北省公署”的出现，标明了整个河北的沦陷。“河北省公署”，成立于1938年1月，1943年11月15日后改称“河北省政府”。伪天津特别市市长高凌霨兼首任省长，公署所在地初在天津，后移保定， 设冀东、天津、保定、冀南四道，先后制定有《省公署组织大纲》、《道公署组织大纲》、《县公署组织大纲》及《经济复兴委员会规则》、《强化治安河北省本部组织规程》等。1939年6月，“河北省政府秘书处”，编印过一本《河北省吴兼代省长巡视纪要》，全面记载了吴赞周“兼代”省长后到四道鼓吹“日中友善”，为日本侵华而张目的情形，留下了时“河北省”全图及大量照片等， 为今了解这一伪政权提供最好的反面教材。如“十三，河北省立唐山日语养成所概况”、“对唐山日语教员养成所全体学员训话”等，对第一个伪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犯罪行作了直接的补充。现保存在河北省国家档案馆的伪“河北省政府”的档案文献，叫《河北省公报》，亦是每月印发一期， 从1938年7月到1945年6月，共印353期。7年多时间内，这一伪政权共产生过五任伪省长：分别是高凌霨、吴赞周、荣臻、陈曾栻、杜锡均；共任命县知事、县长436人。（1938年任金凤山为任丘县县长等42名；1939年任刘忠福代理博野县县知事等75名；1940年任刘承瑞为涞源县县知事等51名；1941年任钱仲仁为固安县县知事等50名；1942年任王作新为蠡县县知事等18名；1943年任王德隆为宝坻县县知事等81名；1944年任方存铎为肥乡县县长等71名；1945年任苏更复代理安平县县长等48名） 见冀档全宗654-1-54至122。吴赞周，河北省正定人，1937年10月日军侵占正定后任维持会会长，后任保定道尹，1939年3月，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令字第337号任吴“兼代河北省公署省长”，1941年，吴又兼任了“河北省长警备司令”，日军投降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北平和平解放后，被中国人民最高法院判处无期徒刑；高凌霨，天津人，因早死，逃脱了被人民的审判。 四，“华北政务委员会” 的产生，助日军对河北的血腥统治进一步加剧。“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于1940年3月。王克敏任首任委员长，王揖唐继任。助纣为虐，该伪组织帮日军处理河北、山东、山西及北京、天津、青岛境内防共事宜，其主要精力在河北。它亦规定，省以下设道、市、县，县知事由其直接任命之。从1940年3月到1945年8月，共任命道、市级官员73人，县长、县知事多人。丰润县潘家峪惨案，发生在这一时期。1941年1月25日，驻唐山日军5000多人在日军大佐佐木二郎的指挥下，血洗潘家峪，将全村手无寸铁的村民驱赶到一个大院中，先用机枪扫射，而后又放火焚烧，致全村1230余人遇害， 其中31户从此绝门，在后来安葬死难者时，由于800多具尸体因烧焦而无法辨认，分葬于男、女、儿童4座大坟中（冀馆图资K292.2/3-13）。滦南县潘家戴庄惨案，亦发生在此时期。1942年12月5日，日军第二十七步兵团所属第一联队驻张各庄部骑兵队长铃木信，指挥驻张各庄、司各庄等处日伪军250人，以枪杀、棒打、铁铲敲砸、活埋火烧等极其残忍手段，屠杀了滦南县潘家戴庄手无寸铁的同胞1028人（不含外村人），并烧毁了房屋1030间。王克敏，浙江杭州人。抗战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名逮捕，1945年12月26日自杀于狱中。王揖唐，安徽合肥人。1946年春被捕，1948年9月10日在北平被处决。 五，这份档案，不容置疑地记录了日伪政权是如何祸害河北的。有关日军侵华给我国造成的损失特别是死亡人口，二战后，一直是有关专家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由于资料残缺，特别是日军投降后将大量档案销毁或运回其国内，一些数据至今众说不一。河北省国家档案馆，完整地保存了一份于1946年1月20日成表的“晋察冀边区八年来敌伪烧杀抢掠统计表”（冀档全宗48-1-32-2）。关于此表的来历，有另一件文书专门作了说明：“贵处做此项统计时，希照顾全区人口、面积等等条件，在一周内回电重庆周副主席。”写这段话的官员是谁已无可考；“重庆周副主席”，显然是指周恩来。表及这段注语，说明了此表所引数据的权威。按此表，统计范围为冀晋区、冀察区、冀中区、冀热辽区四个区，死亡人口为709899人。此表特注：“1、本表系根据截至敌人投降后之不完整材料整理；2、反攻后新解放地区之在敌统治期之损失已计算在内；3、人口死亡数内不包括部队牺牲数目，其中被敌直接杀死者为377899人（计冀晋为82099人，冀中区为180000人，冀热辽为75000人，冀察区为40800人），其余332000人为被敌虐待伤病致死者；4、粮食损失：除包括敌扫荡征抢外， 其余勒索款子亦折成粮食计算在内；5、粮食计算单位已折成公斤（每一斤=0.5968公斤），碉堡公路沟墙占地已折成公亩（一亩=6.144公亩）。”据此表所注，今可这样理解： 冀中以南地区肯定未统计在内； 冀东若干县是否包含在内尚有待考察确定；京、津地区肯定未包括在内；与京、津接壤的时属河北的若干县是否包括在内有待考察确定。仅冀中区，被日伪军直接杀害者为180000人，时冀中区有人口约六百万， 被直接杀死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3%。 五、关于热、察、京、津与河北 行政区划可因事因人而变，而一个区域既已形成，其历史的联系是不能割断的。本大事记之所以多处提到热、察、京、津、绥等地，原因就在这里。 从区域沿革上看：1928年直隶省改河北省，虽将原属于直隶的北京、天津设为特别市，但两市仍轮流担任过河北省政府驻地；且天津，自1930年11月至1935年6月，又属河北省管辖一次。这种沿革，至新中国成立后仍在延续。1949年建国时，天津专区为河北所辖；1949年11月，天津专区与天津市合并，被国务院列为直辖市。1958年，天津又成为河北省的省会，1966年天津复为国务院直辖后，属河北所辖的蓟县、宝坻、武清、静海、宁河五县，才于1973年划归天津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都于北京，1952年，河北省的宛平、房山、良乡县；1956年，昌平、通县；1958年，房山、良乡、大兴、顺义、怀柔、密云、平谷、延庆县，才先后划归北京。1928年，直隶改河北的同时，热、察两个行政区成省，但冀与热、察两省可说是“剪不断，理也不乱”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于1951年、1955年，两省先后撤销，原热河省的省会承德、察哈尔省的省会张家口及二省广大地区，又划归于河北。现在有关热河、察哈尔省的全部档案，都完整地保存于河北省国家档案馆。 从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看：京、津、热、察等地，更与河北有着特殊之意义的关系。按中共的组织系统，一般认为，1927年的中共顺直省委，以顺直地区和热河、察哈尔、绥远特别区为活动范围。其实，经考察断定，到顺直省委改为河北省委后，其领导的范围远不止上述区域。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方志办公室编写的“佳木斯一百年”，特辟“百年大事”载：“1933年（伪大同二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苏梅、李向之等来佳开展秘密建党工作，发展董仙桥、李恩举、李淑范为党员。”“1935年（伪康德二年），地下党领导人董仙桥以治病名义去哈尔滨向河北省委特派员苏梅汇报工作。”故大事记有选择的记了平、津、热、察中共地方组织在发展壮大中的一些事。 六、知往大话鉴河北 大事记不是史，也不是志，所写个事难详是它的缺陷，但它把一件件事串列一起，也算是系统的，况它简洁明快，一目了然，选好，写好了，同样可以满足人们了解过去的目的。1928-1949年间，发生在河北的一些大事，有的至今震撼着全国乃至影响着世界的格局，无论从哪个意义上看，是不能忘记的。续好河北“家谱”，资佑燕赵今天，为人们了解那21年的河北尽绵薄之力。最后应当说的是：客观世界永远走着自己的路，一个政权的出现与消亡，绝非偶然。察古知今，大话借鉴， 如本大事记对河北的官员及公众有所裨益， 陋见有四，希冀析疑： 一是，河北不应怀旧。前称“ 直隶” ，既得利益者是各级官吏，并非广大人民；既称“ 直隶” ，应背负比其他省更多的压力，而这负担最终又要转嫁给广大人民。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不管当时出于什么考虑，民国政府将“直隶”改为“河北”，应是为河北解除束缚之举； 中国共产党目光如炬，它执政后，仍未再将河北恢复为“直隶”。时代的列车已驶进“河北”，河北不可能再回到“直隶”。河北的官员和民众，应真正登临远望，解放思想，不应再怀念什么“直隶”。二是，河北应当奋起。如果不怀偏见的话，人们当认知，一国乃至一省，民主化进程与现代化步伐相伴相随。“直隶”的要害不仅是“直”，而且更重要的是“隶”。中华民国建立后，再看“直隶”，说它是“封建帝制”的尾巴，其道理就在这里。由于这种历史的原因，说河北在进入现代化的路途上艰难于其它省份并不过分。甩掉了历史包袱的河北，至今仍算“年轻”，年轻当有为，河北唯有发奋强起，才能改变至今一些外国人只知中国京、津，不知中国河北的历史困局。三是，河北应当团结。不稳永无省安，动乱绝无建树。在称“直隶” 到“河北” 的这个地方，我们后人应当有胆量说一句话：官员间，素有“ 窝里斗” 的恶习。过去形形色色的军阀政要们，在直隶、在河北斗来斗去，及至日寇铁蹄践踏十余年，在河北又出了那么多“ 奸贼”，这都使河北人民蒙受了太多的苦难与不幸。积习是难改的。过往若干时候，河北还是爱出一些磕磕碰碰的事，从而影响了建设与发展，它与河北的旧土壤是否有联系？“家和万事兴”，河北的干部和民众，应记住这一永不过时的史训，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四是，无论世情国情怎样变化， 执政的政府应紧紧地依靠人民。从1928年的河北省政府，到现在的河北省人民政府，表面看，就是多了“人民”二字，恰恰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执政性质的根本不同。看一部中共革命史的全部档案，它最秘密又最公开，它之所以生生不息，全部的秘密与公开都是四个字“根植人民”。抗战起，在河北执政的政府及军队丢下河北；抗战胜，它返回来理应遭到河北人民的唾弃。改革开放、千年中兴、科学发展、与时俱进，河北的各级组织和政权，应常思此理，永不懈怠地依靠人民大众治理好河北。总之，希望此书的问世，对于深悟落后就要挨打，动乱就无建设的史训，对于继承和发扬燕赵儿女视死如归、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精神，对于向世人展示河北在历史上不可替代的作用，凸现其今在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战略地位，增强全省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推进沿海强省建设等，是会有所帮助的。 尊敬的河北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付志方同志，悉心呵护新时期河北档案事业的每一发展，并欣然担任此书的顾问，给我们编写工作以极大鼓励。借付梓之际，向付志方常务副省长致以深深的敬意！同时向审阅并提出意见的郭贵儒、高冬梅、白捷、任存志、田苏苏、张同乐等先生，表示感谢。本局馆的李会生、赵亚光、宋洪亮、张新朋、高巍、李振军、李曼、王琳、赵兰等，先后承担了任务，赵亚光统排了事序。由于有关河北那段历史的大量重要档案，至今保存在台湾等地，加之经验缺乏，本大事记的疏漏和不妥之处定然不少，敬请广大读者指正，以便再版时，使之更加客观、完善、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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