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7月，紧接前两次对中央苏区的失败“围剿”，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次“围剿”，蒋介石亲自指挥，出动麾下精悍部队，表现出比前两次“围剿”远为认真的态度，这也是蒋介石和毛泽东在战场上的第一次真正交手。这次“围剿”历时近3个月，时间超过此前的两次“围剿”及后来的第四次“围剿”。双方对垒的结果，蒋介石深刻体会到中共和毛泽东的非同寻常，对“剿共”战争的艰巨性有了更加充分的切身认识；红军则利用灵活、大胆、机动的战术渡过难关，但自身的重大损失及生存发展方式中的隐忧，在国民党优势兵力压迫下，也逐渐显现。这场“围剿”和反“围剿”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除国共两个主角外，宁粤冲突的因素始终牵动着整个事件的进程，而九一八事变，则直接成为“围剿”的终结者。事实上，离开国内外诸多因素复杂互动的背景，当年发生的许多事情，或许都难以有一个相对全面的解释。[1]
    一
    第一、二次对江西红军的“围剿”连遭挫败后，蒋介石不得不认真面对眼前的对手。准备第三次“围剿”时，明显区别于此前“围剿”军中几无国民党军主力部队的状况，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蒋信重的将领出现在“剿共”名单中，显示蒋对“围剿”红军重视程度大大加强。1931年6月国民党三届五中会发出书告，宣称：“今政府决于匪祸已成之区，大举师徒，尅期剿灭，于匪祸未成之区，积极清乡，防其滋蔓……如此悉全国之力，以扑方张之寇，自可壁垒一新。”[2]
    更能显示蒋介石决心的，是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半个多月，6月22日他亲至南昌，自任“围剿”军总司令，此后两个多月时间长期驻在江西，就近指挥战事。在赣期间，蒋介石与部属反复研究“进剿”方略：“此次剿赤，惟有隐蔽兵力，声东击西，预备强大兵力出匪不意，凡抄袭部队须冒用红旗，使匪混乱也。”[3]此时，苏区核心地域位于赣西南的东固地区，这也是前两次“围剿”国民党军的伤心地；而红军主力由于担负筹款、开辟新区任务，正集中在赣闽交界地区，“围剿”进攻方向在此两点中如何抉择，颇费思量。20日，在致何应钦、熊式辉电中，蒋提出的初步计划是：“先洗扫赣南匪巢为第一步计划，对其主力则派相当兵力以监视之……此次作战主旨，第一、不在阵前集中，应预定目标，纵长配备，相连续进，出匪不意，使其不能详悉我之部队与兵力为主。第二、主力部队专任进击，占其全力随地集中，不使分留后方，而另派后继部队以防剿各区，如此占领宁都广昌后对粤或援闽皆不致误时失机也。第三、先将其老巢击破，确实占领，再将其赣南各县城占领，然后再定第二步计划。”[4]反复权衡之后，6月下旬，蒋决定不以苏区核心区域为主攻方向，将主攻击点放在其所判断的红军主力所在方向，即赣东左翼一线，对此，其日记中记有：“研究战略，决定右翼地形复杂，进展困难，故取守势，暂不求进步，所以重兵贯注左翼，另以强大部队第六、第九两师控置于黎川、建宁与南丰之间，以备赤匪由闽边以抄袭我主力之侧背也。深思熟虑，终觉战略未妥，于心不安者，而今则贯通断行必无疏漏矣。”[5]6月底，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官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辖第三军团（第五、八、二十四师）、第四军团（第九师）、第一路进击军（第六师）、第二路进击军（第十一、十四师）共7个师及闽西北各部从南丰进攻；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辖第一军团（第六十、六十一、五十二师）、第二军团（第二十五、二十七师）、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五十四师）共7个师从吉安进攻；第十师及攻城旅为总预备军。第二十八师、第七十七师及第十二师之三十四旅，为吉、泰、万、赣四县守备军。第二十三师、七十九师、骑兵第一师位于南城、宜黄、临川、樟树地区，担“清剿”和维护后方之责。当时报章报道：“赣省现有军队，合计不下二十万人。”[6]蒋介石计划采用“长驱直入”、“分路围剿”的战法，左右两翼形成钳形攻势，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然后再深入“清剿”，捣毁苏区。
    从展开对苏区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以来，面对政治不良导致的中共革命“星星之火，若将燎原”[7]的局面，国民党方面也在力图改进统治，与中共展开政治争夺。作为“围剿”的直接组织者，何应钦对政治不良的现实有深切反省：“各地为政的人，往往不着力于改善农工生活，甚至听凭贪污土劣去摧残他们。试想一般啼饥号寒的人，有苦无从告诉，再加上一部分不良军警的骚扰、官吏的剥削、党部的因循，自然而然逼着他们走上土匪的道路。”提出：“要消灭共匪，非党政军全体总动员集中力量团结意志不能挽救危机，军事只可以治标，正本清源以及休养生息的种种任务，是望政府和党部来担当责任。”[8]蒋介石本人对与中共展开政治争夺也有清醒认识，认为：“我们纪律和工作超过土匪，超过共产党，然后才有剿清他们的希望。”[9]因此，国民党方面在准备“围剿”时，十分注意政治工作的加强，1931年初，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开办特别训练班，下分“剿匪宣传队”，施以政治宣传训练，再以团为单位分配到前方部队，指导政治和宣传工作。在给特别训练班的训话中，蒋介石数次提到：“剿匪的实施宣传要占六分力量，军事只能占四分力量”[10]，这应可视为其后来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始版。6月，南京中央发布对各级党部训令，要求加强与中共全方位的政治争夺，特别指示“组织健全的巡回乡村宣传队”，进行“剿匪宣传”。[11]为配合“剿共”军事、增进行政效率，6月，南昌行营设置“党政委员会”，蒋自兼委员长，将江西全省“剿匪”区域共43县划分为9个分区，每区设置党政委员会分会，负责指导各区军事、政治、经济等事务。[12]7月，蒋介石通令各“进剿”部队“关于宣传事项，应由党政委员会指导施行，俾收统一之效”。[13]
    与国民党方面积极准备相比，红军方面当时多少显得有些放松。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判断：“两广反蒋军队正想急进湖南，蒋有先对付两广的必要，对我们有改守势的可能。”[14]6月22日，在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已剑拔弩张之时，红军总前委一方面判断“目前蒋介石准备三次进攻革命，已是事实”，另一方面又认为：“如果广东军去打长沙，而红军又不打抚州，则蒋自然也会先打广东的。因此目前我们不再向抚州逼。如敌退出南丰，也只用少数部队进南丰，而不以大部队逼抚州。我们的队伍只在蒋介石的偏僻地方，而不去广东政府的地方。这样就使蒋不得不对红军转处守势，去对付广东政府”。[15]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敌人如由南丰前进，只能在广昌以北有船运输，所以敌人八月十五号以前只能进到广昌。以后有新谷了，才能再进。七月以前我们可以努力筹款。八月也可以不管他，主要在于、瑞、石、汀四县布置巩固苏区做战场。”[16]显然，红军对国民党军如此之快地发动第三次“围剿”缺乏充分估计，之所以如此，一是认为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方面短期内很难再次组织起大规模的“围剿”；二是注意到宁粤间爆发冲突的可能，判断此一事态势必影响蒋介石对苏区的进攻。
    1931年2月，因在约法等问题上的冲突，蒋介石拘禁胡汉民，由此引起两广方面反蒋行动不断发酵，5月初，两广方面连续发出反蒋通电，迫蒋引咎下野。5月28日，粤方以非常会议名义成立国民政府，国民党内政争有向武力冲突演化的趋势。有此前国民党内争予红军发展良机的先例，宁粤冲突的爆发，相当程度上使中共放松了对蒋介石的警惕。但是，令中共始料未及的是，惯于在国内政争中纵横捭阖的蒋介石，却有其自己的出牌方式：即在政治上全力应付两广攻势同时，军事上不是停止而是加紧准备对江西苏区的围攻。蒋介石此举，初看似涉行险，细究起来却有一石数鸟之效：大批部队南调至与广东接壤的江西，既可参与对中共的“围剿”，又可防范两广部队北进，还可保持对广东的威胁，中共方面注意到，蒋介石计划在消灭红军后，“乘胜南进，攻打广东，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我们缴获敌军绝密命令和很多赣南、广东东北部军事地图，证明进剿军确曾有此意图”。[17]陈铭枢也回忆，他从两广出走经日本再到南京后，蒋介石告诉他：“共匪不是短期所能消灭的，到进剿到一定阶段时，就要你担负起打回广东的任务。”[18]就连《大公报》也在时评中质疑南京中央：“实欲藉出师剿共以平粤。”[19]
    更重要的是，此时展开“剿共”军事对蒋摆脱政治上的不利形势大有裨益。拘禁胡汉民后，蒋介石因逾越常轨，遭到各方怀疑、指责，政治上十分被动，急需制造事端，转移视线，如粤方发动后他在日记中所写：“此次粤变之来，其祸因当不能避免，但胡（汉民）事（件）发生后，如果即亲往江西剿共，使陈济棠、古应芬无所借口，则其变或可暂缓。”[20]循着这一思路，迅速发动新一轮“围剿”对其可谓亡羊补牢之举。的确，当时国民党内能够使各方无法反对的举措即为“剿共”，粤方在反蒋同时，也绝不敢放低“剿共”的声音，宣称：“今日我国民革命军人之最大责任，一曰剿共，二曰讨蒋”[21]，明确表态：“即使为国人所共弃如蒋中正者，若能以剿共自效，国府亦断不加以一兵”。[22]因此，当蒋出现在“剿共”战场时，粤方很难在其与中共作战时贸然北进，这等于蒋在政治上先给自己上了一道保险。另外，高举“剿共”旗帜还可打击一向被视为左派、此时正与两广方面积极接触、共同反蒋的汪精卫派。而对于一直与汪不睦，在反共问题上比较坚决的陈铭枢也不失为一种拉拢。所以，此时发动“围剿”战争，成为蒋介石应付各方攻击的挡箭牌，在蒋居然有不得不然之理。正因如此，国民党方面此时不仅不讳言中共的发展，反而刻意予以渲染，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要求在国内外加强宣传中共声势：“将赤匪声势膨胀之由来，其近日实力之充实，取其组织严密计划之伟大，国际之色彩，各别酌量宣露，以显露此次亲临督剿实为党国安危民族存亡之关键，以激起金融界之猛醒与兴奋。”[23]蒋接电后，特电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陈立夫，令其“照办”。[24]
    对于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共武装而言，国民党内部争斗的走向和自身的发展息息相关，他们对此自然会保持高度关注。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反“围剿”准备的时机，“要从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间的关系着眼。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分析这些材料的时候，要足够地估计敌人的整个力量，不可夸大敌人过去失败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估计到敌人内部的矛盾，财政的困难，过去失败的影响等等”。[25]1931年6月底，毛泽东在解释为什么要将主力移向闽西开展群众工作时分析了中共、南京、广东三方的特殊关系：“依大局来看，过去所拟三军团去宜黄、崇仁，四军去寻乌、安远的计划，不但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打击两广，为蒋介石所大愿，并且要很快引起两广的对共行动，乃由我们一身遮断两广反蒋视线，使之集注于我们自己，必然要促进蒋粤妥协对共的进程，我们不应如此蠢。”[26]这是说不去触动两广这一方面，同时，毛泽东还指出：“去南丰以北，目前事实上即不许，整个策略上也不宜。因一则无巩固政权可能，二则威胁长江太甚。西南北三面都不可，便只有东方是好区域”。[27]避免威胁长江太甚，当然指的是尽可能不去触动蒋介石，这和前述总前委会议的分析是一致的。毛泽东不想触动两广，甚至希望避免与南京正面相向，这种很容易被指责为机会主义的策略，其实是洞悉局势的高明之举，只要稍微对中共当年的发展历史有所了解，就应该可以理解毛泽东的思路。
    只是，在当时的国共对垒中，中共毕竟是弱势和被动的一方，出牌的主动权握在蒋介石手里，而在蒋看来，中共乃是国内政争诸多棋子中比较重要的一枚，他如何出牌、出什么牌，并不会以中共的动向为转移。7月，当蒋介石的“围剿”发动起来后，从广西长途跋涉到江西的红七军对蒋介石此举的目的作了分析：“在政治方面积极进攻，提出‘专力剿匪’的口号，削弱粤桂反蒋行动的影响，阴谋拆散反蒋的结合。”[28]至于“粤桂方面，亦明知内部组织成分的复杂，无论在军事上、经济上及政治上，均极力巩固广州第二国民政府的基础，等待北方冯阎张继起反蒋，再会师长江，争取天下”。[29]红七军不愧是经过国民党内部政争的历练，对宁粤冲突、对蒋介石出牌方式的观察有细致入微之处，可惜第七军7月初才到达江西，无法为中共当时的反“围剿”决策提供帮助。
    在各方追求最大利益的算计下，蒋介石在前一次“围剿”失败后1个月迅速开始了第三次“围剿”，这一对蒋而言主要基于政治算计的决策，却意外地误打误撞，出乎中共意料之外，使政治经验毕竟还欠丰富的中共显得有点措手不及，在军事上一度造成国民党方面有利的局面。后来毛泽东客观反省道：“第三次战役，因为不料敌人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红军仓卒地绕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30]这应该是坦率而负责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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