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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31年7月1日，蒋介石发出“进剿”命令，左翼陈诚、赵观涛、朱绍良兵分三路由南城、南丰、黎川分向宁都、头陂、黄陂攻击前进，第三次“围剿”开始。红军方面通过一方面军总部电台很快截获了这一消息。郭化若回忆：“蒋介石七月一日发出第三次‘围剿’的命令，我们当天在建宁就得到消息。对于这次‘围剿’的战略意图、方针、计划、部署、指导思想等等大概都了解个轮廓。这是我们战略指导上特别是判断情况、定下决心必不可少的前提。”[31]尽管如此，由于中共没有估计到蒋介石会如此迅速发动新一轮“围剿”，事先准备不够充分，如郭所说“不免有些失之稍迟” [32]，这仍形成第三次反“围剿”初期红军仓促应战的局面。红军主力当时集中在赣东和闽西北，红三军团在黎川、红四军在南丰、红三军在宜黄及南丰以西地区，红十二军在建泰地区，开辟新区、进行筹款，兵员补充和战争动员等主要任务均未有效展开。当国民党军发动进攻后，整个根据地实际处于开放状态，而国民党军在左翼南城、南丰一带厚集兵力，又使红军难以由所在地直趋赣西南老根据地，不得不绕道闽西南地区。 对红军主力此时滞留闽西北，国民党方面相当清楚，6月20日蒋已注意到红军主力“向赣东闽北转移”。[33]6月下旬，蒋介石在给朱培德、宋子文的电报中再次提到：“赤共主力向赣闽移动。”[34]此后，有关红军主力消息不断传来，7月1日，何应钦电蒋，报告红军“主力窜集德胜关樟村一带”。[35]2日，陈诚报告蒋介石黎川一带红军主力“有窜建宁、宁化之虞”。[36]正因如此，蒋介石在左翼厚集兵力，陈诚的第十八军及第六师等精锐部队放在这一方向，蒋本人也在此路亲自督阵。3日，蒋介石致电左翼朱绍良等：“此次我军左翼兵力数倍于赤匪，对于侧背之掩护兵力尤为雄厚，故我前方各路之进击部队，尽可能专心挺进，决无后顾之忧。且挺进部队以寻求匪军主力为目的，故进度愈急速愈为得机。”[37]4日，在赴左翼部队督阵之前，蒋在日记中写道：“彭德怀自硝石口猛向朱绍良部力冲以来，近且朱毛亦猛冲南丰、南城，图窜闽浙，吾须亲赴南城督战。”[38] 不过，对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有了前两次“围剿”难以捉摸的印象后，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不敢遽下判断。5日，罗卓英向蒋报告：“朱德、彭德怀两部约二万人于将乐附近，退却时扬言先解决福建国军再回江西。”[39]虽然事后看，报告有相当的准确性，但在信息混乱的状态下，国民党方面并没有据此改变计划，而是在侧翼保持强厚兵力，然后按部就班地自北向南逼近。这样的行动方向多少显得有些机械，缺乏变通，不过，对付红军，以变应变似乎并非国民党军的有利选择。何况，离开预定进攻方向，在左右缺乏协同背景下，国民党军大有堕入红军彀中的可能，毛泽东后来说得很清楚：“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当时敌人进攻的规模没有那样大，而敌有一路从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前进，这一路的力量又适合于我们的攻击时，也可以设想红军就在福建西部的白区集中，首先打破此敌，不必绕道千里走瑞金到兴国。”[40] 7月10日，红军主力从福建建宁出发，绕道闽西地区千里回师赣西南老根据地。7月中旬，到达瑞金壬田后决定继续往西北集中于都北部山区隐蔽，等待战机。这一段时间，国民党军进展顺利，7月19日，占领宁都，25日，进占龙冈。30日，蒋介石向南京方面报告： “赣南东固龙冈黄陂小布古龙冈皆已为我军占领”。[41]不过，这样的占领之不足为喜，蒋介石清楚，前方将领更心知肚明，陈诚在给未婚妻的信中道出：“至于进展之速及屡克各城，盖非出匪不意，不但不能肃清土匪，且为匪所算也。”[42] 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交手双方对彼此的动态有多少了解，就此而言，客观地看，国民党方面在这一时期似并不处于劣势。7月11日蒋介石日记载：“探知赤匪仍欲以全力攻我右翼，击破一点，以摇动全局也。”[43]此所谓右翼，指的是相对南丰、南城、广昌左翼一线的吉安、富田、东固一线，这确实是中共主力准备集结的方向，证明国民党方面的情报不是空穴来风。对于正在于都一带隐蔽待机的红军主力，国民党方面这时也有觉察，7月17日，上官云相报告，彭德怀部已进至沙溪、中村、黄陂，准备引诱国民党军深入。[44]23日，罗卓英进一步报告，红军计划“在龙岗东固一带集结主力” [45]，诱敌深入实施决战。当时蒋的日记记下了其对红军动向的准确了解，7月20日记有：“闻赤匪十日来由老巢向古龙岗窜去者有三万人之众，乃决心即向龙岗东固攻击前进。”[46]28日日记中明确写道：“知第六师已克黄陂、小布矣。第十九路昨日亦克东固，则其所谓老巢者，皆已为我占领，惟其主力尚未击破，仍麇集于平安寨、马鞍石一带，乃必设法击破之。粤桂虽将逼近湘赣，扰乱我战略，以助赤匪，而我仍先击破赤匪为第一任务。粤桂石逆实皆不足平也。”[47]可见，此时蒋介石对红军主力的动向掌握确实相当清楚。 如国民党方面所发现的，7月中下旬，红军主力向西北方向开动。7月22日到达于都北部银坑、桥头地区，7月28日，进至兴国高兴地区，在长途跋涉之后进行短暂的休整。7月31日，朱德、毛泽东判断富田方面国民党军力量薄弱，指挥红军主力由兴国高兴圩地区向富田开进，“以绕入敌背捣其后路，使敌动摇震恐，然后消灭其大部队之企图，决定先夺取富田、新安” [48]，试图在此打开缺口，重演第二次反“围剿”由西向东横扫的一幕。以龙冈为中心的这一带老根据地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是红军击败国民党第一、二次“围剿”的福地，朱德、毛泽东不惜千里回师，选择在此发动战略反攻，主要即基于此，这就是毛泽东所分析的：“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较边缘区为好。所以‘退却终点’，在过去江西反对第一、二、三次‘围剿’时，都选在人民条件最好或较好的地区。”[49] 但是，红军此次千里回师，目标太大，很难不被察觉，加之国民党方面拥有空中力量，更增加了红军大部队隐蔽行动的困难。[50]长时间的长途行军，对红军保持战斗力也是一个巨大考验：“这时早稻还没有收割，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大兵团行动，有时粮食不足，部队只好喝点稀饭充饥。尤其困难的是病员增多了，中暑的、发疟疾的、拉痢疾的，这个没好，那个又病倒了，收容队一天天在扩大。”[51]而红军的进军方向，虽然有其不得不然之理，却也在蒋介石意料之中，使其可以从容应对。因此，当红军发出进攻命令后，形势其实不容乐观。右翼赣西南地区，虽然不是初期国民党方面的主攻方向，却是其钳形攻势的落剪之处，早在7月2日，蒋介石即致电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中本午巡视左翼，拟先到抚州，再往南城，处置妥后，当来右翼。请兄如期进行，并望留精强一旅之众控置吉安，以防赤匪施行大迂回来袭打吉城。”[52]当国民党军左翼顺着广昌、宁都、于都“清剿”一圈后，虽然疲惫不堪，但其所谓钳形攻势已经有合拢之势，此前1日，陈诚的第十八军主力由宁都开至龙冈一带，正“待命龙冈” [53]，随时可以向富田进发，十九路军更是在此蓄势已久。红军出动当天，国民党方面又侦得动静，作出一系列严密部署。[54]十九路军和十八军这两支“进剿”军中最精锐部队分扼南北，东边有第三路进击军及正赶往兴国的第六、第九师，西边是赣江天险，红军大有堕入对方包围圈之嫌。正因如此，蒋介石在日记中信心十足：“据飞机报告，今晨有匪之主力二万人由兴国经沙村、洞口向新安、富田方向前进，思来抄袭我十九路军之侧背，幸发觉尚早，布置或尚能及也。乃重下第九次命令，严令六、九两师星夜进攻兴国，俾得夹攻，如能如计，则赣南赤匪或能于此一网打尽也。”[55] 8月初，国民党军纷纷逼向高兴地区，试图在此逼迫红军主力决战。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赤匪主力尚游魂于兴国西北、石陂、沙村之间，扬言由小布来攻白沙，其实乃欺诈我兵力而已。第六师到太平寨，围剿未破，分兵监视，而直攻兴国，颇得法，明知其为牵制兵力而已。惟决战未定，心实忧虑，恐被其漏网也。”[56]蒋此时虽也自称忧虑，但担心的乃是红军是否会漏网，已经很有几分鱼已上钩的激动。反观红军，人困马乏、四面皆敌，处境十分艰危。生死存亡，几在毫发之间。 三 面对危机，朱德、毛泽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当察觉富田一带国民党军已有严密防范时，红军立即改变计划，折回高兴圩地区。毛泽东后来回忆：“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容许我军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57]苏区中央局在稍后的电报中对此描绘得简单明了：“两月奔驰，全无休息，疲困已极，疾病甚多。既入兴国，仓卒应战，初向富田，折回兴国，由西向东，深入黄陂，又疾驰五百里。”[58] 敏锐察觉不利形势并毅然改变计划，对当事者而言，需要识力、胆魄和果断。8月5日，红军在对方重重大军中，采取中间突破方法，向国军相对较弱尚未合围的东部突进，在与国军相隔仅20公里的空隙地带衔枚疾走、乘夜穿越，安全进到莲塘地区。红军能作出并成功实施这一决策，是朱德、毛泽东审时度势、大胆用兵的体现，同时和其长期在此活动，对地形地势有充分了解及该地区良好的群众基础直接相关。由此看，红军千里回师赣西南初时或不免胶柱鼓瑟之嫌，此时却又见未雨绸缪之利。战争中所谓的战术高低端在运用者存心之妙和利用之巧，而成败之分对后人认识的影响也是决定性的。放弃原定攻击计划，改而向东突进，是红军摆脱第三次“围剿”以来窘迫局面、化被动为主动的关键一步，意义非同寻常。 红军在虎口中及时撤离、遁去，使国民党军失去决战良机。陈诚在写给未婚妻的信中透露：“此次剿匪，土匪总是逃避而不与我战。以前、昨两日情况，应可遇匪主力，拟一举而歼灭之。但据报匪军朱、毛、彭、黄闻我军到达富田，极形恐慌。原定集中全力，今日取富田，明日进占水南、白沙；据我军俘获之匪供称，昨日集合师长以上开会，认为此次作战计划完全失败，决定退却。如确，则一时又无仗可打矣。然我军如不能将匪之主力歼灭，终不能安心。”[59]由于蒋介石出于政治目的而提早出兵，第三次“围剿”之初，国共两方孰主动、孰被动，应该十分清楚，但当红军几乎已陷入包围圈时，国民党方面却未能因时制宜、主动出击，把握这一天赐良机，而是坐等红军上钩，结果被朱德、毛泽东抓住一线之机，兔脱而去，局部的主客关系瞬间易手。国共双方战斗精神的差异及战术运用的高低，于此尽可一览无余。 红军向东突破后，战场形势为之一变。国民党方面虽然对红军动向有所掌握，8月6日蔡廷锴向蒋介石报告红军已于前一夜进军莲塘[60]，但已无法及时作出反应。7日，红军在莲塘主动出击国民党军上官云相四十七师，该师在第二次“围剿”时已遭红军打击，是国民党军链条中较弱部分，红军发起攻击，迅速歼其两个团，接着又乘胜在良村追歼退却中的郝梦龄第五十四师两个团。此役，据国民党方面战报记载：“上官云相部分防六处，相距过远，且以四昼夜前进四百五十里，深入匪区，突破该匪进犯，致陷重围……卒以调援不及，众寡悬殊，不得已退驻沙溪。”[61]和严肃的战报相比，战场上的回忆更加生动，国民党军参谋被俘后还在愤愤不平：“情报，完全是情报失灵才倒的霉！一到这里，老百姓跑得连个影子也没有，弄得队伍像个瞎子。昨天通报还说你们被蒋光鼐、蔡廷锴围在高兴圩，哪晓得今天你们却在这里包围了我们！”[62] 莲塘、良村之战后，红军兼程东进，8月11日，一举突入黄陂，歼毛炳文部两个团。此两役作战结果，据红军方面的统计，俘虏军官708名，士兵3193名，缴枪炮7080件[63]；自己阵亡军官49人，士兵290人，伤1172人，失踪815人。[64]和国民党军出动的庞大兵力相比，这两次战斗对国民党军实力打击尚属有限，但红军居然可以在绝境中反戈一击，却让一心渴望胜利而又向来三心二意的蒋介石心间蒙上浓厚的阴影，使其清楚地认识到“剿共”必须要付出重大代价。8月10日蒋在日记中计划今后作战应“注重据点，不多追剿，俾得节省兵力，免得疲于奔命也”。[65]黄陂战斗后次日，他再次在日记中表示：“剿匪之难，甚于大战，彼利用地形熟识，与民众协从，故避实击虚随其所欲，而我官兵则来往追逐疲于奔命。”因此，他调整今后的计划为：“如欲剿灭赤匪，决非一朝一夕之故，必集中兵力，构筑据点，开阔道路，发展交通，使匪无所藏窝，而官兵行动自如，乃可制其死命也。”[66]显然，其进剿信心已严重动摇，不再期望一举“剿灭”红军。 参考文献： [1] 关于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本文不拟对此一一作出说明，应指出的是，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关于这次“围剿”的描述和分析对本文有重要的启发和参考意义。 [2]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0册，台北国史馆2004年版，第292页。 [3]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1年6月27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下同。 [4] 《蒋介石致何应钦、熊式辉电》（1931年6月2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编印，第373页。 [5]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1年6月28日。 [6] 《剿赤军各路布置完妥》，《申报》，1931年6月28日。 (责任编辑：admin) |